(史景迁)一种历史的在场感

一种历史的在场感文、木叶近一个月的史景迁中国大陆行,很快便成为了“历史”。在他还未离开时,已有几个说法在流传。一,一个英国人在美国研究中国。二,长得像肖恩•康纳利。三,汉语不够好。四,失败的小说家。首先,他的身世,便是故事。其次,脸型、白发、白须、帅气,确乎和“007”有几分似。这么说有些娱乐化,却是大家的直感。北岛也曾在文章里,谈到史景迁极像007的扮演者。此番来华,多家媒体说他有如明星般。其实,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杰出史学家”(余玉枕纱厨英时语),北大或是哪里有五六百人来围观,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若应者寥寥才值得反思。史景迁不是到了中国才受追捧,在美国他的作品就畅销,被译成多种语言,“老师的老师费”正清也有过赞许,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的名头也不是虚的。支撑这一切的,归根还是其文本与思维的魅力。对于他的欣赏,还可能源自我们自身的匮乏。国内类似的治史者太少,更遑论国际号召力了。另一个更深的缘由,是崛起中的民族在寻求自信,特别是来自一个强力的他者。史景迁是在美国将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笔触文化辐射和中西碰撞),这符合人们的想象,以及对自身信心的审视和坚定。纵是学界对这个学者有所争议,也是一种真实。汉语不够好,只是对史景迁的指摘之一。这可能跟他成年后才学汉语有关。随着他大陆行的展开,有几个硬伤也一再被谈及,典型如《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里,把“效东坡老尽十五琖,为鼠饮而已”理解为“与(诗人)苏东坡一口气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饮酒界的小老鼠”,而确切之意是“只能效法苏东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饮”。包括大弟莫道不消魂子郑培凯和鄢秀在内,不少人曾较客观地谈起对他治学的看法:不够专注,不是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架构,也罕有前无古人的史学创见。事实上,史景迁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但志不在此,感召他的是《史记》的纪传体,是历史的可能性,是故事、文字对读者的靠近。在北京大学的(第一场)演讲上,史景迁说,“真正的历史写作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仅仅如此不够,还要探寻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最好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这很困难。”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克服了一定困难的。他并不是没有提出问题、探究问题。胡若望“为何将我囚禁”的发问,也就是作者的一种追问。只不过,他不想大而化之地“概括中国历史”。相对于援引几段德里达或哈贝马斯的时髦理论,他可能宁愿去写一写妇人王氏梦中之种种。《王氏之死》、《康熙》,还有《胡若望的疑问》、《追寻现代中国》等几部作品,都可以说是开拓之书。当然,他有的作品也属浅尝辄止,并不深厚有趣。整体上,这是一个崇尚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从一些被大历史所遮蔽的细节入手,去重塑一段段的“曾经”。他的努力,焕发了历史的在场感,可以说是将历史的“历”字放大了,给读者一种历经,一种“精彩体验”,甚至包括了心理的还原与蔓延。这样的历史写作是一种冒险,甚至有其弊端,如有时想象力是否发挥过了头,过于追求文学性是否会伤害真实……不过,当司马迁“才兼文史”的著史方式久违了,当严肃的理论、晦涩的解析充斥纸端,当枯燥在尖叫在疏远读者,他的意义也就越发彰显。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上,被问及若能得见司马迁会怎么办?史景迁说,可能自己会结结巴巴,会脸红,会告诉他,你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史学家。这是一个对中国、中国人、中国历史有着“了解之同情”的学者。所以,他会对《南方周末》说:“‘想象中国’,这份工作是如此令人兴奋”。即便他有的书很长一段时间内绝不会被引进,有的书被一审再审还未通过,他也能淡然。听了名为“国家之下”那次演讲,媒体敏察到结尾处一语的深意,经过截取、拼接,制作成大标题,“中国人的生活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他希望把历史见证人的生活细节晒在今天的阳光下,最好还能给明天以忠告。这也就可以理解在人民大学讲演中,他何以会说:“历史从不会给予我们保证,尤其是对未来的保证。但是,历史会让我们有一种警醒感,让我们意识到现在的脆弱。” 如果,拿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比对史景迁的《康熙》,同样是关乎帝王,同样是第一人称,你会发现史景迁确实是在探索历史以及如何书写历史,而不是在纯虚构一段故事。谈到《1421》这样的书,他会说真垃圾。足见他的毫不含糊,以及对历史之真实的在乎。至于“失败的小说家”,据说是钱锺书私下的评价。他后来听到,亦不以为意,终究,他注目的是历史。他关注大历史下的个人,关注细节的伸展、内心的流转,同时他相信,文学手法能为历史书写锦上添花。无论王氏、胡若望,还是康熙、毛泽东,每个人都是有困境的,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和魅惑。史景迁夫人金安平记得,爱默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所有的历史都是传记。她认为,史景迁的动机与叙事与此较为接近。去年,中国一家杂志约人在美国专访了史景迁。后来,老先生看到杂志给自己拍的照片很是兴奋,翻到另一页,见一个模特跳了起来,他说,“我也应该试着跳一下。”这就是史景迁,他有一种本能的好奇,与激情。这样的气质,原本也是历史写作中极其珍贵之处。很多历史的本能,在渐渐被稀释。终究,坦白而言,史景迁在大陆的几次讲演,并没有预想中出色,几家媒体的专访各有角度,却也并无特别惊艳之处。有人说,这可能跟他演讲或回答问题时,不是直接对当下中国鲜明发言有关。复旦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说,这近一个月的浩荡声势,“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上个世纪上半叶像杜威、罗素、泰戈尔他们的中国之行所形成的那种效应”。我只能说,有人乐观了。时世更易,个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史景迁一个人的局限。(《北京青年报》今天刊出时,将标题改为《当史景迁遇到司马迁》,太高大上了:)刊出时有三段文字被删。另外,还删了几个字,或是添加了几个字。编者自有道理。辛苦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的样子。敝帚,自珍。微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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