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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我这个农民年年在种地

迟子建:我这个农民年年在种地   文/木叶     生活不能没有魔术。迟子建的笔触,还伸向魔术之后。 她三获鲁迅文学奖,《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提及获奖绝非微言大义,仅仅陈述一个事实。 我是看了她最新小说集《福翩翩》才回头去看《伪满洲国》的,她写下这部七十万言的小说时年方三十五。 北极村,神秘。她从那里来。现居哈尔滨,她说,“我是‘城市的后来人’。”     “先锋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也没准,更迅猛的先锋即将出现”   ○木叶:取名子建,是因为父亲喜欢曹植曹子建。 ■迟子建:他特别喜欢《洛神赋》。我小时候觉得子建这个名字很难听,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嘛。 ○木叶:有时候读迟子建的作品觉得很有诗意。 ■迟子建:我十七岁前没有走出过大兴安岭,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那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大自然环绕着我,我觉得那本身就是一个很诗意的环境,我想这些东西是慢慢注入我骨子里的。 ○木叶:《北极村童话》,是朱伟先生慧眼识珠。 ■迟子建:我很感激朱伟。《北极村童话》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八三年写的,先后给两家刊物看,都被退回来了,说这个小说散文化的痕迹太浓,有的让我改,我拿回来以后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好像是八五年,我参加了一个黑龙江省小说创作讲习班。在萧红的故乡呼兰县,朱伟给我们讲课。那个时候我很小,又很胆怯,他要走的时候我就把《北极村童话》习作给他,问朱伟你能帮我翻几页吗,看看像不像小说。他利用午休时间飞快地看完,然后找到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篇东西早点儿给《人民文学》,他觉得那是一篇好小说。   ○木叶:应该是八六年发表,先锋派正当时。 ■迟子建: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人民文学》正大红大紫着,所以按通常人的理解,可能朱伟喜欢那一种风格的作品就不会喜欢《北极村童话》之类的,恰好不是这样,朱伟的眼光非常全面。   ○木叶:他不光喜欢先锋的,也喜欢你这种。 ■迟子建:我觉得就像我对绘画的感觉一样,你看像毕加索、米勒根本不是一个风格的,是不同时代的,但是我看他们的东西都能引起热爱。艺术不分流派,也不分什么主义,只要这个东西呈现的是比较纯粹的艺术性的东西,都是好的。   ○木叶:八六年是特别先锋的时段,你没想过要写一种形式上探索性相当强的作品吗? ■迟子建:这一点可能我比别人要坚定一些,我不觉得要迎着先锋的路走,像别人一样。事实上,现在先锋文学似乎销声匿迹了。不过也没准,更迅猛的先锋即将出现。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肯定是要写我最想写的,我最熟悉的。我不可能营造出先锋小说的那种氛围。我是一个挺倔强的人,我认准了,哪怕它不成功,也会这样走下去的。   ○木叶:你提到一个词,销声匿迹,其实现在的先锋作家都在转变,比如说余华《兄弟》。 ■迟子建:我说的是一种文学现象的销声匿迹,而不是指作家……严格来说,有的作家也不是先锋的作家。我很喜欢苏童的作品,那个时候他也被划为先锋文学,而且是代表性作家,可是我觉得苏童整个写作的路子跟先锋是不太搭界的,那大概是评论家的判断。余华也一样,可能有一部分,有一个时期是先锋的,但是每个作家都在成长。我觉得好作家不会被任何一种潮流或者主义束缚住,那种缰绳在天才作家那里就是一根草绳,而不是铁索,很快就会被挣断的。   ○木叶:去年在上海大学有个先锋二十周年回顾,后来同济大学有个孙甘露作品研讨会。 ■迟子建: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并没有出现那么惊世骇俗的文本,如果回顾先锋文学的话,不如说先锋这种文学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就是它的那种试验性和探索性。   ○木叶:不久前罗伯-格里耶去世。 ■迟子建:我也看过他的作品,《橡皮》呀等等,他是法莫道不消魂国新浪潮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过在我眼里,做任何一个潮流的领袖或者说终结者都是不幸的。   “作家是否要定期给读者制造这种牙膏,供他消费呢”   ○木叶:《清水洗尘》标题有禅意,故事原来是讲一个小孩和一个家庭的事,这个张力让我有点儿惊讶。 ■迟子建:你可能喜欢那种单纯而美好的东西,另外一部分喜欢《雾月牛栏》的人就会觉得《清水洗尘》比较拘谨单薄。没有办法,一个作品出来以后它肯定会接受方方面面读者的挑剔,每个人胃口也不一样,不过我更喜欢《雾月牛栏》,我觉得它更浑厚一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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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魂贾植芳

冷魂贾植芳 文/木叶    (二零零二年,李欧梵拜见施蛰存先生时曾提出庆贺百年寿辰的事,施蛰存先生答道:“我是在等死,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此语初闻,我有一种无以言表的震撼。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巴金老人,如今巴老亦去了所有人迟早均将抵达之所在,且已然在彼地历经了一两个驿站。     这个“驿站”的说法来自贾植芳先生。如果没有巴老的西去,这篇小文我也许就不写了或迟迟再写。闻听巴老去世,我想起贾植芳先生初见我这个后生便说的话:“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是讣告。”在一篇文字里他写得更加详尽:“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而今,春风别冷魂。)     九月九日下午三点,我走进了国顺路旁贾植芳老人的家。整个宿舍区里静极了,与那个正在全身麻人比黄花瘦醉、通体手术的复旦截然两个世界,尽管离得那么近,近得一本书掉下来便几乎落到复旦那边去了。 弹指间贾老已然九旬。遥想在复旦讲坛上,这个瘦小的老头儿谈笑风生,身边还有着一名同声女翻译(可能是养女贾英?),他的山西口音历经数十载亦不曾被“驯服”。即便在我第一次见到老人时他业已八旬上下!世事就是如此,有些人我们甫闻其名他便已绝然离去,譬如海子;有些人我们初阅其文他便垂垂老矣,譬如夏志清。     此番前来拜访本是为复旦百年庆典一事,不知怎么就发现老人已讲起久远的峥嵘岁月,我亦稀里糊涂地听得起劲,并问了一个个他可能已经回答过许多遍的问题。     坦白地讲,老人的口音我听不甚清。     老人黑鞋白袜灰裤子,白衬衣里白背心,鼻子挺挺,头发灰白。小孩子在一旁说:“奶奶,给我讲故事。”奶奶指的是贾老的侄女任桂芙,贾老现在和她一家同住,四世同堂。贾老喝了一口水,道:“我无儿无女……”     适逢山西老乡的女儿考取了同济大学,特地来看望老人家。见我到来他们便转而和贾老的侄女聊天,时有笑声。     临了,家乡人拿出颠簸了几千里的礼物:一兜月饼。此非一般的月饼,是家乡人自做的,贾老接过来看了看,摸出一个递给我,道:“吃一个。”这三个字很是清晰。我亦不曾推辞,接过便是一口,很硬,咬了几口方吃到“馅儿”,甜的,很直接的甜,干干的那种甜。此时我重新打量这块月饼,它不像月饼,更像是块寻常的甜饼,且硬得厉害。这种“硬”或许就是家乡经年的形容。     老人叫侄女拿来一本书签了名送给家乡人。目送他们离去。 屋里静了下来,山西口音稍稍清晰些了。     老人说自己几十年没回老家了,见到远道而来的乡亲大多不认识,但就是打心底高兴;     老人多次提到“我的朋友胡风”;     老人说当初进了国民党的班房并不害怕,因为“我有什么罪啊?”他甚至说在国民党时坐牢一度比在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时期还受些优待,他说自己不恨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接着又说,“我不是党员,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我将自印的诗歌小集子送给老人,他兴奋地说“我可有很多写诗的朋友呢”;     我问,复旦校百年校庆您会有什么活动吗?老人稍有停顿,说道:我1987年就退休了……     老人咳了一声,去了厕所,他站起身来走动时越发显得瘦小。 我又咬了一口月饼,注意到散放于桌子上的《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新民晚报》间夹杂着余华的《活着》和莫言的《红树林》。     老人回来时低声说了几句,可惜我又没有听清。侄女任桂芙告诉我说他们过会儿要去附近步行街上的咖啡馆坐坐。老人近来戒了烟戒了酒,每天八点半起床,十点半睡觉,他似乎能从不定期的咖啡馆之行中获得些什么。     最后,又让侄女拿来一本小书:《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老人说:“这本书买不到,你看啊没版权页也没定价,只印了……”我没听清具体是多少册,但能感到老人将亡妻纪念集视为一种特殊的礼物,刚才送老乡的即为此书。     书上,贾老题写了几个字——                       “木叶老弟                           ……                              贾植芳                                 2005.9.9                                     上海”     我如此这般实录不怕别人骂我炫耀,我真的为结识老人感到幸运。我还想解释一下那个“……”,虽说老人写每个字时都极其用力,似乎要把笔尖写破方罢休,但越是用力字越是不易辨认。请教贾老,他说是“存念”。经常接受别人题赠者或许一下便猜到了,我却木讷。那二字我起初猜为:有思。居然也说得通,但究竟不是老人的本意。     老人忽然问起我的年龄,答曰都过三十了,他说了两句话:一,“哈,我最好叫你‘小弟’,你比我小了六十岁啊”,同时做了个“六”的手势;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下面的话:“三十岁正是有经历也有精力的时候,要好好写。”然后翻起放在桌上的文集,不知他到底想翻哪一页给我看,最后在一篇小说上定格:《人的悲哀》。他说:那是我二十岁时写的……     老人继续讲道:“我三十岁时来上海,一下火车身上只有八分钱,我当时光头,媳妇梳着小辫儿……但你看啊可以说这八分钱我六十年也没‘花光’,靠的是人格与本领……”     就这样,待老人的话我大半都能听清时,已然告辞之际。     我起身时拍了一张老人卧室的照片:墙上挂着一幅书法,那是连十几岁的孩子亦耳熟能详的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版本有异)。这首诗很是精准,亦极其直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但是挂在这么一间斗室是那么突兀而又自然。目光下移是一张双人床,被子叠放床尾,枕头的一侧躺着一本书,另一侧则摞着十来本书,床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是一个白色的尿壶,床头的墙壁上以黄色胶带粘着几块旧纸箱板,床下还露出一只纸箱,尘土积在近旁……     环视老人接待我的那间屋子,有着好几个书架,在其中一个书架一伸手便可摸到的那两层上,放了一个个高高低低的药瓶。要取阅背后的书就得先拿开药瓶,即便不取阅书老人亦要一日三次像吃饭一样取下药瓶,放回药瓶。     我打量这一切的时候,老人说,“现在写不动了,只是记日记。”     老人最后说道,“我想多活几年,看看这风景……”闻此言,“寿则多辱”四字一下子堵在我心头,瞬间又消逝了,有一种沧桑变得干净利落……     诗人西川的名篇《一个人老了》写的是另一个情景,但用在这里又出奇地妥帖,连不妥帖之处似乎亦妥帖了。于是我引了两行:                     当青年恋人们走远,一个人老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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