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07月 2009

连着五日阴雨,便会有狐狸 在闹市盛装娶亲 而今第七夜了 2009  7  30

Posted in 诗歌 | 2 Comments

朱维铮 谈季羡林与国学以及大师(专访)

朱维铮 谈季羡林与国学以及大师(专访)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7D     7月11日晨,一颗98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出生后几个月,清朝完结。他去世前一天,还曾题字。 北大的讣告称季羡林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而太多的人是通过散文随笔了解他,如《牛棚杂忆》,如《留德十年》,更多的人通过媒体,甚至就是通过这个亡故。 大学时代读大人比黄花瘦史诗《罗摩衍那》,并未在意译者是谁,但觉译得真好。那是他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被迫看守门房、打扫厕所的窘境下展开的活计。先生的全部著译逾千万言,很多作于最后的30年。像80万字的《糖史》,像吐火罗文的研究翻译。 恕我孤陋,一时尚未看到国际相关学者对季老的评悼。但愿只是媒体未及译介。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先生晚年的愿望好简单;“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老人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别有感悟;“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这是钱文忠所总结的季先生日记常用句式……是否我们离这位知识者的本真还很远? 朱维铮先生在思想文化史和经学史方面造诣颇深,他对厚朴博学的季先生的看法,不同寻常。       “他确实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不是国宝,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   木叶:钱文忠《季门立雪》封底有一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朱先生是怎么看的。 朱维铮:这是一个事实吧。因为他留德十年主要是在哥廷根大学,主要是学印度以及印度周边的那些东西,学的主要是比较语言学的东西。他德文很好,他懂得梵文,巴利文,还有死去的吐火罗文……   木叶:季羡林是东方语言、印度学这方面出色,但是在国内,一般被说成“国学大师”。 朱维铮:我从来不掺和到现在的国学当中去。你开什么国学班,只是一个名义,要我去说点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可以。但是我自己从不说什么国学。……我以为国学跟传统的通常都是用汉文来表达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国学这个概念本来是从日本引进的,引进时间也很晚,据我所查到的是1902年。 木叶:季羡林晚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又把国学往前推进一步,提出“大国学”,不光指汉族本身的文化和那些东西,还包括其他五十几个民族的历史承传和文明成果。 朱维铮:我也是在报上通过只言片语看到,说是他有心想搞大国学。至于他的详细的理论我不清楚。大概我们2000年以后,突如其来地你也过学我也国学,我对这个非常反感。我就特别地问一条,“中国”从一个政治实体被举世公认,就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话,那是在1912年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成立以后。你去看,清朝签约了干什么了,通常都是叫“大清国”,人家照会也递给大清国。前面是“大明国”……中国这个概念是非常变动不拘的一个东西。   木叶:2006、2007年出版的《病榻杂记》,季先生把被别人扣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自己在文中给摘掉了。后来有记者采访他,说:您之前听到别人这么称呼您,是什么感受?季羡林说,感觉到毛骨悚然。记者:可是连温总理都尊称您是大师啊?季羡林:领佳节又重阳导那是鼓励一下。 朱维铮:他最早发表是在《新民晚报》……我当初看了以后倒还觉得这位老先生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他确实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不是国宝,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搞这个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化或者具体讲到懂得很多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什么什么这样的话,确实是随着老一辈一些人的去世以后,他确实是国宝。     金克木的高明·陈寅恪的启发   木叶:是国宝,但他在这个领域是大师不是呢? 朱维铮:在这个领域,我认为是大师。特别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糖史》……通过这么一个物质的东西,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方面东西弄起来,证明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也不受历史限制的,你不让它进来它进来了,你不让它出去它出去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起劲地在那里宣传我们中国没有普世价值什么什么,你可以讨厌,你自己想搞专人比黄花瘦制,可以,但是你说我们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没有普世价值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要分开来看,他在这些专门领域,他有些比较语言学的东西,坦率说我看不懂,我不知道那些语言,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但是他做的涉及到我们的所谓的中西文化交流,古老一点的说法叫中外交通,特别是跟印度的关系,这些我当然看得懂,我觉得很佩服,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认为他当然是大师。但他不是唯一的。起码在北大跟他共同创建东语系的金克木……他们俩是两个路子。季羡林先生是从语言学啦或物质文化交流啦(等方面展开),但是你要讲对宗教文化交流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刻性,我以为金克木先生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看他的东西。   木叶:前两年我有朋友编金克木的《书读完了》,好多卷里选出关于读书的。 朱维铮:噢,你读过这本书?   木叶:对,我觉得第一,金克木先生的思想很深,还能用很直接的话体现出来。 朱维铮:如果把我们的传统的这些东西叫做国学的话,那我以为金克木要高明得多。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访谈 | 4 Comments

《于无声处》前前后后(木叶专访宗福先先生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前前后后 时间:2009年5月4日 地点:宗福先家 刊于《上海文化》(新批评)  2009年第4期 木叶:江苏、重庆、上海,一个是先生的祖籍,一个出生地,一个又是生长地,很多信息很有意味,就从这儿谈起好不好? 宗福先:其实这背后是我父亲的信息,我是跟着他走的。我老家是江苏常熟,但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宗子威就带着全家到了北方。我爷爷是比较早的一个教中文的大学教授,曾经教过老舍先生几年。 我父亲宗之琥跟我母亲赵丽德是北平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们结婚是1937年的7月26号,下午正在举行婚礼,日本人炮打广安门,开始进攻北平。炮弹一来,婚礼上所有人都跑了。7月29日北平沦陷,他就跟我母亲一块逃难。他跟我讲,当时火车站布满日本兵,他就是在刺刀底下离开北平的。父母想逃离日本人的侵略战火,不料战火一路追他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长沙、汉口、衡阳……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颠簸流离,费时一年半才到了昆明。这种艰辛,是我们这一辈过惯安宁日子的人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后来也经历了文瑞脑消金兽革……抗战八年,他在昆明待了六年,在滇缅公路工作,当时是美国和世界援华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        《我的团长我的团》以远征军滇西大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中著名的松山战役为蓝本,我父亲当时是滇缅公路运输局汽车运输总队的总队长,负责远征军后方运输,亲身参与过这个战役。 木叶:哦,这个功劳很大的。 宗福先:这个不是他的功劳。他说,有一天,远征军的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半夜里直接给他打电话,说你给我调五辆卡车,必须明天之前运送弹瑞脑消金兽药赶到松山前线,不能按时到达,军法处置。当时他手里一辆车都没有,沿途打电话,只要看到车就拦下来,不管装什么,立刻卸下来奔赴前线。后来这些车是运炸药的,但是我父亲始终不知道,炸松山的是不是他们运输上去的,他并不了解。         他交大毕业,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运输管理的。抗战胜利后,被卢作孚聘请到了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看中我父亲,让他担任香港区公司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所以我生在重庆,几个月后到了上海,解放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香港。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负责经济工作和工业工作的两位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一位刘晓,一位许涤新,他们找我父亲谈话,要我父亲把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胁迫开到香港去的民生公司所有轮船开回上海,我父亲就到香港组织这些轮船陆陆续续北上。绝大多数轮船都回来了,只有个别的由于叛徒出卖,把情报透露给国民党,国民党派军舰拦截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把台湾海峡封莫道不消魂锁,剩下的船就回到了广州。这样的话,1950年我们全家就从香港回到上海。 木叶:常熟是不是有个比较大的宗氏。 宗福先:虞山宗氏。我们家谱上第一个人是宗泽,可能是宋朝的时候,抗金,南迁。 木叶:父亲是商人,和政界有交流。文瑞脑消金兽革之中本来是好心归来,但那个时代有些东西很诡异。你最初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了政治的反复呢? 宗福先:从我父亲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带着所有的船北上回到上海,当时香港的亲戚都不理解,觉得你为什么要回上海?但我父亲执意要回来,而且变卖了他在香港的财产,换成黄金。回来以后,国家美元黄金紧缺,规定私人不准持有,他全部卖给国家。当时黄金是一百块人民币一两,好像?我太小了,记不清。反正很便宜很便宜,但父亲心甘情愿。国家也给他很高的荣誉,当了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的副局帘卷西风长,然后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这样名誉的头衔很多,是民瑞脑消金兽主人士。但同时又给他戴了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的帽子,因为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划成份有一个规定,就是资本家手下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两条的就算资方代理人,一个是有人事权,一个是有生产经营管理权。我父亲是管生产的,船舶的调度就归他管。所以,他也成了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虽然他一生都没什么钱。 他这辈子一直想参加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我们家有一部分亲戚就是老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员,最早入党的是我姑父,1927年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时期。我父亲也属于思想比较进步的。解放后,他觉得自己很进步了,回来,打报告申请入党,打了很多次报告,始终不批。一个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怎么可能加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呢?后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曾经说:“宗之琥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可以考虑让他入党。”结果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把曹荻秋批得一塌糊涂,在文化广场斗曹荻秋,把我父亲也拎上去,陪斗。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一来,我父亲最早被打人比黄花瘦倒,1966年7月。 木叶:是以特务的名义,还是什么名义? 宗福先:最早是以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其实当时斗的人还很少,我父亲却7月份就被免去副局帘卷西风长的职务,下放监督劳动。8月份开始抄家,结果别的人抄家都是红卫兵,到我们家领队的却是一个女的,中年人,她亮了身份:我是公半夜凉初透安局的。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弄出去劳动了,回不来了,她就问我母亲:解放的时候人家都往香港跑,你们家怎么回来了?实际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就是从解放以后一直到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之前,始终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虽然给了他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政协委员,给他局帘卷西风长的待遇,出入都有车,我父亲自我感觉很好,打报告要入党,但是实际上一直怀疑他,对他内控。这事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审查他好多年,单单到全国各地调查他的费用就是好几万,父亲说造反派亲口告诉他的。所以这一点对我父亲是相当大的打击。所谓“忠而获咎”是最悲惨的。那时我也已经十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岁了,也懂了,觉得蛮可怕的。 木叶:那个时候正好是所谓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时期。一是家庭遭变故;二是忽然感觉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变了;再就是生活中父亲的不在场,因为他被带走了。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冲击又是什么? 宗福先:那个时候的冲击完全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轨迹。我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那种正统教育本来是根深蒂固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它仍然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两者都有,不可分割。 木叶:有反思吗? 宗福先:后来有,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以前没有。 木叶:阴影呢? 宗福先:没有,我的阴影是另外造成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因为我身体不好,而且就在那个年龄,在我十六岁那年,拿到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当时知道我这个人是长不大的,就是活不长的。然后就休学了,离开学校使我非常沮丧。这个阴影是这种东西留下的。 木叶:我看资料说,您五岁查出来哮喘,这些年一直备受这个病折磨。但反过来看,它其实使你安静下来看一看书,去思考一些东西。 宗福先: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病就没有今天的宗福先。如果我身体很好、很强壮,我今天一定不会干这个。而且你也可以说巧合,也可以说必然,我在文学上的每一次跨越都跟我生病有关,每一次生病我都会收获一些东西。 木叶:怎么个收获法? 宗福先:第一,如果不生病我不会这么在家看书,父母又有条件给你借这么多书。第二,就是在1972年(二十五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作家。我喜欢看书,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有创作能力,也没这个梦。1972年又一次大病,长病假8个月在家,突然动笔,写了我第一个作品。 木叶:最早的一部作品,现在还有印象吗?我知道您有一部作品,三十七万字的。 宗福先:就是这部。 木叶:处半夜凉初透女作就三十七万字? 宗福先:对。 木叶:蛮有趣的,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奇怪,叫《政策》。 宗福先:实际整个长篇写完了没有名字,没有起过名字。 木叶:那个时候写的处半夜凉初透女作,为什么那么早对政治就那么趋近呢?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访谈 | 5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