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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诗意何处栖居——“当代诗”的正名与反思 (《上海采风》)

今天的诗意何处栖居 ——“当代诗”的正名与反思     《上海采风》2010年12月 采编/刘莉娜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2010年10月19日晚上7点,“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武汉市纪委帘卷西风书记车延高的诗歌《向往温暖》位列诗歌类获奖名单之中。然而就在当天夜里11点16分,一位网友便在其新浪微博中发表一则名为《“梨花体”后“羊羔体”?》的短文,对诗人和诗作的水平提出了质疑,被点名的就是这首《徐帆》。此后“羊羔体”一词不胫而走,一时间把“鲁迅文学奖”和“中国当代诗”这两个几乎已经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的事物推到了风口浪尖,网友纷纷模仿“羊羔体”改诗、编诗,更有网站推出“写诗软件”,网友只要随意填入时间、地点、名词、动词等“关键词”,软件就会自动生成一首诗……然而文化狂欢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荒凉——从精神的角度来讲,人类是离不开诗歌的,诗歌自诞生以来就是人类心灵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用上海诗人陈东东的话来说,它“既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方式”。然而今天的诗歌显然既不及众亦不高贵,它早已停止了自由的吟唱,甚至只能以反讽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诗歌一次次以这种恶半夜凉初透搞的形式引起外界的一点点无聊的关注,每一次进入公众关注的都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的诗歌事件而非诗作本身——从“诗歌公约”、“梨花盛开”、“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诗诵”、“兆山羡鬼”到今天的“羊羔体”,无一不是由诗歌的外部活动和形式化特征而引起的“诗之外”的文化声讨。难道说这就是当代诗歌苟且生存的唯一面相了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寄希望于当代诗歌能够以自身经验的创造性或前卫性去唤醒集体经验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化权势、殖民话语和集体经验的深层发生碰撞,从而达成与公共空间对话的可能。而如今,当代诗还有希望承担起这样的功能么? 今天,本刊汇集了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多位诗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多有另一个或高校任教或文化单位任职的“正式身份”——他们的年龄纵贯60后、70后和80后,他们的经历连起来几乎就是当代诗从兴起、兴盛到衰败的整个三十年,他们的探讨也许可以带领我们更接近这个如今已神秘、高贵不在的文体——诗歌。     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再别康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 从新月派到九叶派再到朦胧派,中国现代诗一度辉煌繁荣,风骚独领,名家辈出。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起现代诗,竟猛然有了萧索之感。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但中国诗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衰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厌弃诗歌。近几年来,90%的文艺刊物不得不压缩诗歌版面,100%的诗刊面临滞销。而书店里的诗集,据说能够完整通读它们的只有三个人:作者本人、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 本应百花争艳的诗歌园地现在为什么如此荒芜?诗歌、诗人为什么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人思考。   本刊:请谈谈你们眼里的当代诗,以及当代诗的现状。 陈东东(诗人): 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造,在这个时代,是一项少数人的事业。这个时代的人类以及整个人类,像曾经的那样,有赖少数诗歌精英去为之修复、去为之重新发现和发明诗情、诗意、诗的语言。我愿意把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造比作一种美的纯数学,那几乎是不为绝大多数人类所理喻的神秘和神圣,并且不可能立即直接地为这个世界的生活所用。说这种诗歌创造在当代,尤其在这个时代,是冷落的和边缘化的,好像也并不错。但是,须知,作为一种普遍人性的诗歌之应用,就像每个人都需要的算术,就像物理学、化学、经济学里的运算,总也离不开纯数学原理;人们的写作,文学的、非文学的,人们的各种艺术行为,乃至建筑、装修、设计、广告、展览、时装、化妆、旅游等诸多方面,实则统摄于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造所提供的诗意原则。如此说来,当代诗歌依然在一个中心位置。当代诗歌最优异的部分,或正有所谓“高处不胜寒”的处境。当代诗歌以其清辉照耀着这个世界——当代诗歌在对这个时代讲话。当然,造成“高处不胜寒”之现状的另一部分是,对诗歌创造有意识的响应过于稀少了,合格的读者,过于稀少了。   姜涛(诗人,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很多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的人,对之前的诗歌,可能都是通过某种“不同意”的角度去参与进去的。从整体上看,这个“不同意”恰恰是当代诗歌乃至当代艺术最初分享的东西,这包括北岛一代,也包括后来的第三代诗人们,这种“不同意”构成了思想上的气质和结构,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和凝聚力。思想解放的一个含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制,诗人、艺术家的“不同意”暗合了这样一个过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的确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诗人们表面的“不同意”实际上已变成了深层的“同意”,或者说诗歌写作慢慢地受制于新的结构并默认了它,我想这样的变化造成两种不同的诗歌气质。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诗歌拥有一个共同体的话,九十年代之后这个共同体似乎变得更稳定了,诗人的自由感更多了,没有人去干涉你写什么、怎样去写,但实际上共同体的感受变得更稀薄了,写作变得更孤立了,你和他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同意”或者“不同意”也没太大区别。   余旸(诗人,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获2007年刘丽安诗歌奖):我现在在北大。一直以来北大有写诗的传承,现在有些青年学子也还要写诗,还在写诗。相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诗歌有所衰落,但还是不停地有年轻人加入。但是这个加入,我感觉性质有一点点变化。这种性质可能代表一种整体趋向:我觉得写诗正在变成一种业余社交活动,就像打乒乓球等类似。诗歌在这里,甚至可能是交换关系,交友途径。但也许是我自己的误解。 而就当代诗歌而言,恰恰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当代诗歌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拒绝将诗歌当成一种趣味和情调,在理想的意义上,它应该成为刷新语言、改变经验结构、创造新价值的一种力量。   冷霜(诗人,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我自己写诗是从90年代初开始,写了一段时间后,觉得逐渐把握到了当代诗歌写作的脉络,感觉到有一些新的写作观念、意识正在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氛围,参与其中,有一种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当时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是为我们一些朋友共同办的一份诗歌刊物写的,其中提出一个概念,“当代诗的传统”,就是认为,当代诗从80年代开始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传统。从80年代到9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诗歌观念,包括诗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诗歌语言的看法,修辞的技巧,这些东西好像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稳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写就可以。我现在反省,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过于乐观的地方。今天看来,从对整个新诗的一个更纵深的角度,我发现新诗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处于危机的状态。这个危机不仅是说包括它在内的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要承担的功能,而且新诗怎么认识自己,也一直是在一个危机的状态中,不同时期这个危机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新诗的活力也正是在应对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在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中释放出来的。新诗史上的不少争论,都可以放在这个视角上来理解。也就是说它必须非常敏锐,不断地要调整自己的起点立足点,使这个立足点和自己所处的语境中有一个契合。而80年代的诗歌和新启蒙思潮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危机意识的脉络中去认识。因此,回头再看,我今天可能要修正的地方就是,如果当代诗有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不断地将自己重新置于危机的意识之中。   树才(诗人,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对于当代诗的困难,我看到有人对九十年代那个十年和新世纪的十年做过比较分析。我觉得现在十年的困难都是九十年代激发出来的,新的十年对我来说有一种始料不及的态势,这种态势首先是整个世界格局里文化的追求普遍遭受资本和物质的压抑,中国的国门被前所未有地打开了,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他国家的诗人是怎么生活的,其他国家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境况。而中国整个社会的境况也被变本加厉地反映在诗歌里面,写作成了生产化的东西,要被当做产品去出售,写作就失去了耐性;而批评也不同程度地被贬低为仅仅是发现一个现象然后把这个现象价值化。我觉得,批评在诗歌里面的功能不应该是一种社会化的东西,应该是对诗歌本体的一种研究,或者说帮助读者展开诗人与诗作之间的阅读空间,研究诗歌本身的功能。   臧棣(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对1990年之前的新诗,评价不算太高。但我认为,说新诗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大诗人,那是胡扯。卞之琳就是大诗人。看不出来,或不承认,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现代诗歌史的建构和尺度有问题。1980年代以后这30年的当代诗歌写作,我的评价很高。不过这也是相对新诗的历史。“进步”这一话题不适合指示诗歌艺术自身的进展。比如,很难讲一个在1990年代写作的诗人,就比卞之琳写得好。但确实可以这么说,当代诗歌的文学能力在整体上比新诗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胜出几筹。诗人处理题材的能力,诗人对语言的自觉,当代诗人的文化视野,比起新诗历史上其他时期的诗人的表现来都要好一些。诗歌文化是一种孤独的生命文化,也是一种秘密的审美文化。当代诗歌对我们关于生命的人文想象尽到了责任,这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诗歌对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这一对象讲话,它不对大众的文化消费习惯讲话。 说到大众对诗歌的冷漠,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但即使是在这一事实中,如果去深入调查,而不是用笼统的整体主义视角去简约诗歌和公众之间的联系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诗歌的。只不过这种喜欢是以隐秘的私人的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现代诗和公众生活的隔膜,不是中国新诗独有的问题,这一现象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现象既不能说明诗歌出了问题,也不能说明公众有错误。要怪罪的话,还是要谈到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的建设问题。没有好的诗歌文化,就不会出现良性的对诗歌的接受。我觉得,媒体其实可以做点事情。可能拿出一定版面来定期地持续地刊登一些当代诗歌。不能总是每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就说公众漠视诗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诗歌的。朦胧诗之后产生的好诗,远远超过了新诗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茱萸(青年诗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汉语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边缘化”的说法首先源于对诗之“地位”的一种预设或预期——它应该是如何的,这种“如何”则是往往基于某种外在的评价标准的,譬如众口声传、言志载道等等;其次则根植于不同时期诗之“地位”的比照,人们最喜欢提的例子便是,唐诗宋词曾并一直如何如何家喻户晓,20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受着如何如何众星捧月的待遇之类。这两个问题点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即:诗歌曾经“中心化”过。(“祖上在五百年前也曾阔过”?)但这种“中心化”是诗歌所需要的吗?或者,用上面所提到的说法来表达,是诗的“自然”、“最好”与“诗应该是”之所是吗?而第一个问题点其实是传播的问题与工具化的问题,它们合而为诗歌的文体独立性问题。诗歌文体独立性问题,也恰恰是连接上一段所言的两个问题点的关键之处。中国古典诗歌曾经有这样那样的辉煌,“新时期”之初诗歌的平民化倾向多么强烈,八十年代的新诗有着这样那样的荣耀,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附庸蔚为大国”——诗丧失了其本然形态而被政治、时代潮流和习气所牵引,成为它们的附庸。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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