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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的分身术——读特朗斯特罗姆

一个诗人的分身术——读特朗斯特罗姆 文/木叶 《上海文化》2012年第一期 于坚说,瑞典是咸的,因为她泡在海里。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这么说的:“十二月。瑞典是一艘被拖起的/破旧的船。它的桅杆/斜向黄昏的天空”(《尾声》,李笠译);“十二月。瑞典是一艘搁浅的/解去索具的船。对着薄暮的天空/它的桅杆锋利”(董继平译)。 瑞典这只船,在海平面之下,也在海平面之上。桅杆以其细细长长的瞭望者的姿态而夺目,它在一个译者的心中是斜向天空,在另一个的心中是对着或锋利。李笠译自瑞典语,董继平转译自英文。 瑞典,有“安宁的王国”之称,领土不算小,人口九百万,生活看上去富足而平稳,数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现代化的高福利社会,这缘自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立场,以及后来社会多方位的精进。 “岛伸出手/把我从忧伤中捞起”(《当我们重见岛屿》)。斯德哥尔摩,或者说旷阔的波罗的海,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故乡:大海是他的视野,大海在他的体内。 还听说,如若一个人在北欧的天地间,亲眼见到了北极光,对梦幻的理解会不同的。这里,夏日白昼漫漫,冬日黑夜绵绵,大自然的奇崛和历史的跌宕,一道催动艺术家的想象力。 特朗斯特罗姆十几岁就开始写作。但“吝啬”于自己的文字:写得慢,不少诗篇历时良久;作品少,至今也就两百首上下。然而,诗作有如指向长天的桅杆,锋利而纯美。词与词、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是突然的,而又健朗,魅惑,令人想到那个词:铁画银钩。     一      途中的秘密    日光洒在沉睡者的脸上 他的梦变得更加生动 但没有醒 黑暗洒在行人的脸上 他走在人群里 走在太阳强烈急躁的光束里 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 我站在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的屋里—— 一座蝴蝶博物馆 但太阳又像刚才那样强大 它急躁的笔涂抹着世界 1954年,特朗斯特罗姆带来诗集《17首诗》;1962年,带来《半完成的天空》。在其间的1958年,也就是二十七岁时,《途中的秘密》出版,这个集子正处于T.S.艾略特所说“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之际。作为一个早慧的诗艺探险者,他是心仪于这位现代主义前辈的。 小诗《途中的秘密》有如一份精神地图,蕴涵特朗斯特罗姆前前后后诸多诗歌元素:梦与醒,个人处境与世界氛围…… 日光洒在脸上,这没什么稀奇,而洒在沉睡者的脸上就平添了试探意味。如若接着说他的脸色就此如何如何,那也没什么稀奇,诗人的笔轻轻触及沉睡者的梦——梦越发生动。如若顺势描述究竟怎么个生动法儿,那么诗歌也就不生动了,诗人干干脆脆,道:但没有醒。 第二节完全可以接着展开,诗人没这么做,而是画了一条平行线,不同的是粗细与色彩:黑暗洒在行进者的脸上,他不是一个人,他置身于群体之中,诗人很不讲理地继续写他置身于阳光之中,光线又是那么强烈、急躁。为什么不耐烦的是光线呢?光与暗交汇于同一张面孔上,又是何种情形? 第三节,诗歌现场的氛围又变了,请注意措辞:天空好像突然被暴雨涂黑,是涂黑!诗歌人物转换为“我”,地点也转为一座蝴蝶博物馆。如果说这里真的能容纳所有瞬息,那么它们不在蝴蝶那薄薄的翅膀之外。 紧接着,第四节,太阳回复其强势。刚才发生了什么,太阳会有什么心事呢,诗人只是淡淡地知会读者:太阳的画笔依旧急躁,涂抹着世界。 至此,诗歌戛然,这符合特氏的说法: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有时我觉得,此诗仿佛印象派画家莫奈某一幅迷离的“睡莲”。 途中有秘密,这可能是一条小路,也可能是一段旅程,还可能就是一生。作为个人,要耐心,而头顶的太阳不是不耐烦,就是漫不经心,却总是理直气壮。半路杀出来的蝴蝶博物馆,看似唐突,却是虚幻与实有之间的一种契约——特朗斯特罗姆五岁起便迷上了博物馆——多种能量交汇于此:蝴蝶,人,光,暗,梦,现实……时间,空间。一切是谜面,但不负责揭示谜底,关键在于对思维的“唤醒”。换句话说,即便一个人并不确信自己是否懂这首诗,愉悦与好奇也已在阅读中生成。 单看诗的每一节,有着绝句或俳句之美,甚至还可看出禅意。不时有人说特朗斯特罗姆像王维或是谁,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他具有唐代诗歌的那份天真,以及灵动。 几年后,诞生了《树和天空》,关乎另一种旅途与景致。“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在倾洒的灰色中匆匆经过我们/它有急事。它汲取雨中的生命”。这棵树行色匆匆,人在它的眼里成了静物,这种视角仿佛一种书写的“相对论”,类似的情形不少,“我发现了一种魔鬼的力量。或者不如说,是魔鬼的力量发现了我”(自述《记忆看见我》之“驱魔”,北岛译)。这还和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有关。“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这包涵一种低调的谦卑,也指向一种造物的神秘。某种时刻,特朗斯特罗姆是另一棵树,雨走着,他也走着,雨停了,他未必停歇。或者说,这一个他停下了,另一个他又已起程。 “森林里有一块迷路时才能找到的空地”(《林间空地》)。说起来,这是最早震撼了我的特氏诗行,只有一种阅读体验可以与之媲美,那便是大学时遭遇博尔赫斯的《麦克白斯》:“我杀死了我的君王,为了让莎士比亚构思他的悲剧。”当然,你还可以用“震惊”理论来解析。而我只想直白地说,卓越的诗歌往往带有想象的暴力,蛮横而精准,词推动词,直抵肋骨。 二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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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之书——格非访谈

衰世之书——格非访谈 《上海文学》2012年第1期 格非 木叶 木叶:和《敌人》、《欲望的旗帜》相比,我感觉“人面桃花”三部曲野心蛮大的,但是从语言、语气、语调上来讲,挺放松,咱们能不能从这里开始?     格非:我觉得你这个开头很好。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是越来越日常化的,《人面桃花》行文方面还有点夹生。我希望它能够平实一些,日常化一些。因为我自己很希望真正能够驾驭日常生活。这三部曲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完成了这个过程。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新的实验。这三部曲语言是有连贯性的,我希望它越来越朴素。     木叶:第一部是雅致;第二部可能是受制于五六十年代的那个背景,有一种“仿”的感觉;《春尽江南》就又生活化了,“放松”的过程能看得出来。这个名字我也很好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一种古典的意韵,但它遭遇了一个时代,说大变局也好,说越来越粗鄙化粗粝化也好,从书名到表达的内容,有点对峙了……     格非:这个我没有仔细想过,如果有这方面的考虑,恐怕也是无意识的。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我不希望我要写日常生活了,就所有的都日常生活化。当然这跟三部曲的结构也有关系,我希望至少从书名上来讲,有一点连续性。     木叶:书名有连续性,精神的延续性也特强。我国有巴金的三部曲等,外国的三部曲非常多,格非先生还专门提到过阿拉伯大作家马哈富兹,他也是以三部曲著称。自己这三部曲,像三个珠子一样,到底怎么串连,应该也是颇费周张。     格非:是,我这个小说写了这么多年,随时会有变化,也会有很多修订,改变原来的一些意图。你说颇费周张,是这样的。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写三部曲了,这个过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我没想到这个作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我觉得一年一部,三年就写完了,没想到它居然牵扯了十多年的精力。     木叶:牵扯了十几年,但它的跨度是约百年,相对来讲很值得。《春尽江南》刚开始这个女主角叫李秀蓉,后来变成了庞家玉,这个转换,你当初是挺得意的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格非:当然这个话不应该由我来说,应该由读者去看。这个小说我是做了一些设计的,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发生过两次,这是我自己写作时候的考虑,读者不一定看出来。如果认真读的话会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发生过两次。庞家玉这个人物设计的时候,因为我已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和当前生活的区别,所以我想怎么把这两个人区分开来,当时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就很痛苦啊。后来我想到可以用两个名字,把它合理化。剩下的就很容易了,让她认识一个人,比如是公半夜凉初透安局的,他父亲怎么怎么样,让它合理化……但是我考虑让她确实变成两个人,让这一个人变成两个人。这样一个变化实际上有两个考虑,一个就是谭端午(谭功达之子),当他和庞家玉结婚以后,他永远会想到若干年前在招隐寺的那个女孩(李秀蓉)。第二,会让读者感到这两个时代是不同的,她们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其中的界限应该是是非常清楚的。 木叶:家玉找的小保姆来自安徽无为,这是一个“无”;谭端午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老大”叫老冯,这个知识分子的名言是: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自己。这话是说给也算风光过的诗人谭端午听的。这两个“无”在前二十页全出现了,仿佛作者把一根绳子交到读者的手里了。     格非:嗯,冯延鹤有一些特殊的观点,但是并不能代表我的观点,我觉得成熟的读者会看到作者的意见跟老冯的不同。但老冯有一些意见也能代表作者的意见,这个很复杂。跟另外两个朋友也谈到了,我希望让小说里所有的人物来分摊作者的意见,不管这个人好坏,好人会有精彩的思想,坏人也会有精彩的思想。所有这些人物在我笔下一视同仁,他们或多或少会代表一些作者的想法。     你说的无用或者无为,是我思考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在当今社会当中,一个个体要能接受失败、接受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变得特别重要了。整个社会已经停不下来,在发展主义关于成功的道路上已跑得太快了,停不下来的话就不会有自我意识的反省,就不会对自己的生活、生命进行反观,这在中国是最可怕的。小说里面有个“新人”,一代“新人”开始出现——这是老冯的想法。实际上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我觉得社会出现了很多新人,这个“新人”在绿珠眼里就是“非人”。 木叶:当初读《欲望的旗帜》,就感觉里面哲学思考或精神性的探讨多。《春尽江南》里这两个“人”让我们想到,比如尼采“末人”、“超人”的说法,小说的这种安排是否也对应于当下人的一种焦虑? 格非: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把第三章的题目就定为“人的分类”,我自己也不断把人在分类。我们会把人分成各种各样的种类,但这种分类,我自己已经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小说里面我也写到布莱希特,我特别喜欢布莱希特。布莱希特所考虑的问题还不是社会腐佳节又重阳败到什么程度、崩溃到什么程度,而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个体,具体的个人。他那个《四川好人》对我影响很大:这个社会机制是不允许好人出现的。我小说里写到了布莱希特的这个见解。这个社会在成批地制造“新人”,因为新的规则出现了,一定会有新人出现。对于像端午这样的人,从80年代延续过来——你知道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端午这样的“过来人”来讲,当然会有恍惚之感。这是我们日常经验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想把这个部分作为一种类型加以展开。     木叶:说到人,还有像冷小秋这样的角色,他对应于现在搞强拆的这种混混,但是你在里面赐他“国舅”之名,这个像是作者一种坏坏的叙述策略。“国舅”等于皇亲国戚,契诃夫说你安排一杆枪,到最后它一定要打出去的。 格非:(笑)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样的人物我确实碰到过。另外,顺便说一下,我真的有个朋友叫冷小秋,但他是个好人,为人很善良。他是做装修的,原来是我同班同学,就生活在我的老家,我当时随手就写了他的名字,但写的是另外的人。我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怎么去做拆佳节又重阳迁,带有一点炫耀。我经常跟他们聊天,因为我自己的老家也被拆了。你知道苏南的一些地方已经看看)夫,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出现了很多新人,这个新人在绿珠的那不见像样的村庄了。不久前碰到韩少功,我说你写《赶马的老三》那个小说我非常羡慕,你们湖南那个地方还有那么多的村庄,还写到那么多的农民,我们那个地方已经完全没有了,连村庄都没有了,都是城市,一个个的小城镇。我们村子里面已经有四星级宾馆,常有外国人出没,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突然变了。 这里面有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个人经验,特别是朋友的经历。     木叶:说回女主角家玉,我发现她无论是跟自己的父母还是跟孩子,情感是断裂的,她要教育的东西是小孩不要的,但她到最后突然发现人的平安健康至关重要,其余是其次。和老公端午也常吵架,最后写邮件说“我爱你。一直。”这也算一种幡然醒悟。     格非:你觉得是醒悟吗?     木叶:还是死亡对人的一种规训?     格非:嗯,我的解释不一定对,但是我可以试着解释,我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家玉如果不死,还是跟以前一样。一个人是斗不过这个社会的。那么多父母折腾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去出人头地,你以为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吗?因为社会提出了要求,你小孩成绩不好,一定会成为社会的垃圾,所以父母没办法,也很纠结,会让孩子不断地储备,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然后把他整个生活毁掉了。这是一种自觉的无意识悲剧。但是家玉恰好有一个“机会”,她要死了。她不再像常人那么去思考问题了,所以她会有悔悟,这个悔悟有价值吗?有价值。但是坦率地说,如果家玉发现她的病突然治好了,她又变成一个健康人,她仍然会像以前一样。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机制强加的一种规则。     木叶: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扯得有点远,我就想到《非诚勿扰》,冯小刚拍的,王朔写的,孙红雷演的,最后那种死亡方式,大家有一定质疑。我们只能用死亡来警示当下忙碌又焦虑的人?作为艺术创作者可能会有无奈的感觉。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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