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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抒情,或另一种“史记”(访谈录)

柏桦:抒情,或另一种“史记”(访谈录) 柏桦 木叶 本文分上下两期刊于《文景》,2012年1月号和2月号 从毛泽东到波德莱尔 木叶:柏桦先生还记得,最早被诗、诗性的东西震撼的那一刻或那一境况吗? 柏桦:记得。肯定会有一个时刻,可能有一些人比较戏剧化。而我呢?我诗歌的出发点有过好几次,可以稍稍说一下。我1956年出生,在我们那个时代,人没什么去处,似乎只有一个写字、读书较有乐趣。另,我们那个时代,包括北岛、多多,及更年轻一些的,都经历过一个写古诗的时期。这个多多也说过,但是有一些学者没有注意到,特别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以来的毛泽东诗词(当时有各种版本),唤起了当时抒情青年虚幻的抱负与文学感觉,或者那个力比多意义上的唯美。唯美要有坐标,能使我们动荡的心稳定,而毛泽东诗词正是那能稳定我们的坐标。唉,我们当时人人都可以倒背如流如下毛的诗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前面已有暗示,青年人爱吟诵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一种青春“力比多”狂热沸腾的表现。但也正是这些飞扬的诗句间接地唤醒了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的文学经验。为此我在最近的一首诗《偏师借重黄公略》中感谢了毛主人比黄花瘦席,在此特别引来如下: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 毛泽东:《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1930年1月17日上海《申报》说: 江西共人比黄花瘦匪(请读者注意甄别)可分为四大股: 1、 赣北铜鼓,万载之、彭德怀、黄公略;(请读者再注意:“黄公略”三字是我童年至爱我对汉字之美的认识从此开始,今写此诗,借机对毛泽东之《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表示敬意) 2、 赣西井冈山,王佐、袁文才; 3、 赣东弋阳贵溪,方志敏、卲式平; 4、 赣南兴国云都,李韶九、段日泉。 以上各路人马均各有枪有暗香盈袖支数千……(下略) 以上这首诗出自我刚写完的一部新诗集《史记:晚清至民瑞脑消金兽国》。 人们老说我是“毛泽东迷”或什么,其实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需知,我之所以是我,是时代使然也。需知:我们当时小学毕业就有一种比赛,初中也有一种比赛,即大家写诗且看谁写得好,写什么呢,不外是写《沁园春》、《满江红》那类毛式变体诗(笑)。 木叶:这些还有留存吗? 柏桦:没有了,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留。一代人都是这样,读毛泽东诗词,包括读古诗词,比如说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本,对了,就是——当时最流行中华大地的——“中华活页文选”系列。真像瓦雷里说过的,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活页文选”的古诗也改变了一代“心怀无名的大志”的青年呢。 这是我最初的文字因缘,但并没有决定我,即我并没有决定当诗人。也就是说古诗热过去就过去了。其实,我高中时还写过两首新诗,很快也放弃了,我的一个同学王晓川在写,他喜欢贺敬之。我也不是完全不喜欢贺敬之,但他的诗没有让我走上这“放歌”的路子。不过,贺敬之的《放歌集》,这唯一的诗集,在1974或1975年(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了)我们高中生都在传看。而全国也在风靡。 很奇妙,普希金也没有激动我。但有一个人短暂地激动了我,他就是莱蒙托夫,我模仿他写了两首,之后又归于沉寂,不写了。要么是我还没有到达一个时刻,要么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但那时最喜欢读的就是历史书,为何如此?其实也是时代使然(我也不动脑筋),就如同今天的人喜读经济一样(因为邓人比黄花瘦玉枕纱厨平喜欢),那时的人都偏爱历史(因为毛主人比黄花瘦席喜欢)。事情就这么简单,人人并无头脑,只是跟随潮流而已,我也不能例外,这点我很清楚。 走向诗歌这条道路,也就是决定了我人生去向的道路是在大学二年级左右,即1979年左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一下子把我唤醒了,我的心和他产生了感应,宛如触电;或就像一个房间,所有的门窗打开了,风全灌了进来,他的诗正是我想说的。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表达欲,或者想“侦破”自己,想把自己说清楚。以往的西式理论不就是一直在表达或侦破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都会对自己感兴趣,对自己的身体、观感等感兴趣,这种兴趣会导致他想要侦破自己,而侦破的过程就是要表述之过程,你需要说出或写出来。前面说了,此前我已有一些基本的诗歌阅读及写作铺垫,但是我并不能流畅且胆大妄为地说出,是波德莱尔让我开口说话,我觉得可以开口说话了。就像一滴水,最后成了长江一样,我也动了起来,直至视野开阔。时间亦是那样的巧,那时西方的书籍开始猛烈进入中国,年轻人更是敞开胸怀,接纳西方文明。中国和西方的较量从晚清到1980年代,这时,我们总算是认输了,我们再也不反抗西方了,体用之争也早已搁置一边。我的身体、心智那时都很饱满,但只朝向西方;我22岁读大学,二十三四岁时,正夜以继日地接受西方诗艺的训练与鞭策。 “每一份痛苦都是一枚金牌” 木叶:我看以前的访谈,说童年的一场疾病是自己走上文学路的一个引发点,在《左边》里面又换了个词——“痛苦”,也举了例子,但我总觉得语焉不详。微妙之处没直接讲出来。 柏桦:我本身也有一些回避作那所谓的心理分析,我最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也很反感弗洛伊德。我倒不是为了援引他才这样表述,我只是说了一个常识:如果我的童年没有痛苦,那我可能就不会写诗了。知道吗,痛苦因人而异,不分大小,也不分高低贵贱,哪怕非常细小的痛苦,对外人来说是不足道的,但对你这个个体的生命来说就非常重要。痛苦从不分高下,不像比赛,一定要决出冠军,对于每一个痛苦者来说,每一份痛苦都是一枚金牌。 木叶:可能是对痛苦的感受力、领悟力,不是说经过战争就能写出《静静的顿河》。 柏桦:谁知道呢,我的生活在《左边》一书里有的说到了,虽比较含蓄但也有直白。我特别的诗性主要出自于我母亲的遗传基因,我母亲是个很奇妙的人,她(和我的父亲)塑造了我,使我成为一个诗人。我们过去讲,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现代科学却说命运是由基因决定的,我相信后者。 我的父亲和母亲塑造了我。我的声音就是两副声音,一副是母亲的声音,另一副是父亲的声音,即核心是母亲式的激情之音,但外表则是谨严的父亲般的形式。当我神经质的时候,女性化的时候,或者有一点疯狂的时候,甚至发生毁灭冲动的时候,我母亲的声音冲口而出,那是怎样一个“海的夏天”,因为我母亲正是这样一个激烈的人;当我缓慢的时候,悠游山水的时候,则是另一副形象,即我父亲的声音在低声说“夏天还很远”,我的父亲是很精细很唯美的人。不是我故意要以两个面孔示人,在诗中,有时候父亲的形象会压到母亲,有时候母亲的形象又会压到父亲,有时也会有交集。无法,我是他们的儿子,所以写来写去,也不脱他们的范围。 木叶:他们什么职业,有过什么创作吗? 柏桦:没有。我的父亲解放前是职员,邮局职员,解放前,邮局是一个很好的单位。我母亲是个资本家的女儿,1935年出生在南充,她十五岁便远走他乡参加工作了,到了重庆,到了电信局,作接线员的工作。她的职业就是对着机器(一种巨型电话)说话。我话多,像她,她们那个家族基因就是话多。我父亲那边话少。 木叶: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觉得我柏桦可以叫做一个诗人?就是有这种信心或力量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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