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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水表面温柔,但可能把人淹死(访谈)

贾平凹:水表面温柔,但可能把人淹死(访谈) 文/木叶(刘江涛) 《上海电视》 2013年1月D期 陕西这地方,土厚。人,既实且异。 路遥在世时,曾评点贾平凹之名,说,“平字形如阳莫道不消魂具,凹字形如阴器,是阴阳交合体。”其实,贾的母亲是叫他平娃的,取其顺通。贾易之为平凹,正视崎岖。 一 影响是个鬼魅。往往真正的影响在之外,在之后。 八十年代中期,被问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文学家,贾平凹答说,庄子陶潜苏轼司马迁蒲松龄曹雪芹泰戈尔川端康成。实则还可列出很多。至于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散文方面有朱自清丰子恺周作人,小说方面有鲁迅沈从文郁达夫。 那个年代,他也迷过马尔克斯和略萨,这从《瘪家沟》和《商州》可见一斑。拉美作家形式大胆,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这对于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当头一个轰隆隆的响雷!”但借鉴归借鉴,终归要回到传统,面对自身。 有人认为“贾平凹在现当代作家中起手并不算高,相形于鲁迅、曹禺等大家,更是惊人的低。”不过,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贾之浑厚根底,和非凡才情。尤为关键的是,几经辗转演绎,文坛添了“平凹体”,粗略言之:混沌、沉郁,而又繁华。当然,人们总是希望一个作家能更通透,更高远。 贾平凹曾说,“在我一生中,对人情世故了解得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中我父亲被打成了反革莫道不消魂命,一次就是这回。”这回,指的是《废都》事件。颓废问题,模仿问题,性描写问题,甚至还有人要上升到反党反东篱把酒黄昏后社会主义。虽说对于贾平凹的争议一直没断过,但均没有《废都》来得轰轰烈烈洋洋洒洒,几近一场运动。 亦不乏明眼人,以洞察和远见相声援,如季羡林,如马原。痛定思痛,贾平凹自己的一个说法显出一块石头的华丽:“西安可说是一个典型的废都,而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而地球又是宇宙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吧。” 贾母说,在怀贾平凹时,先是梦见一条巨蛇缠腰,再是梦见遍地的核桃,她便拣了一怀。贾平凹阴气重,觉得自己命里“有核桃运的一部分,核桃是砸着才能吃的,所以,我需要方方面面的敲打才能成器。”所谓知雄守雌,所谓转毁为缘。 《废都》极大扩容了贾的读者群。《废都》还是他为数不多的以城市为主要背景的作品。 他深知,“我国是农业大国,而不是大农业国”,他坦言,“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写给农村的”。从长文《我是农民》到长篇《浮躁》、《秦腔》和《古炉》,无不是自土里长出来的。他认了“土命”,领了“农裔作家”的名头。事实上,站高了往远了看,农村文学或城市文学并没有那么分明,或者说并不需要那么分别。只有好文学与坏文学,此间或远方,瞬间亦永恒。 “我有时在写作中想得蛮好,却表现不出来,我怨恨自己,老怀疑自己。”读这句话时,几乎可以看到他的憨实,那厚土,那阔水。 二 在新作《带灯》后记里,他写到头发掉了许多,见了面确乎如此。常有人关心地说,身体为大,慢些写、轻松些写,甚或别写,他自是明了:譬如碌碡,已推到半坡怎能不使劲呢?又如一只鸡,它不下蛋憋得慌啊! 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北京,西贝西北菜。四个人聊着,笑着,等着这个说过“名菜是活着的文物”的作家点菜,这是贾平凹喜欢的家乡风味餐馆。他悠悠地点了几个。吃了莜面,吃大骨头,然后再吃莜面窝窝,有些意思。出了门,一上车便开始聊,到了酒店又聊了一个小时。 “带灯”有一个原型,是个乡镇干部(综治办),不知从哪里得到贾的手机号,发来短信,极有意思,谈工作、谈苦闷。他和她成了朋友,进而有了《带灯》。她不追求名利,喜看杂志,看得最多的是《读者》。她有些清高,在跑村子的时候却只背一个书包,带上矿泉水和粽子就上路了。她是这个“混沌而伟大”的时代的一抹光色,一点无奈。 在《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里,贾平凹曾说“中国人的秉格里有许多奴性和闹性,这都是长期的被专人比黄花瘦制、贫穷的结果,人性的善与恶充分显示。”《带灯》所涉及的上帘卷西风访问题,与此尤其相关,他处理得比较巧妙。公文民声,文言方言,大事小情,生死悲欢……都在这些中国特色的当代故事中交融。 时代紧迫而漠然,要写出最基层的坚守与斑斓,要集聚黑夜中的光亮,要身处泥污心向莲花? 神在天上,人在途中,在在不易。 三:对话 “火焰向上,泪流向下” (他和姜妍谈到,写《废都》时就一章一章的,较少分段。到《秦腔》和《古炉》,细节很多,就像巴塞罗那队踢球,消解了传统的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倚重故事情节。《带灯》里面有一些基层上帘卷西风访黑暗的东西,怕读者读久了厌烦,必须不停地分小节,让读者有个空间。以上无疑有利于理解,不过,在另一端,这部小说的隐喻性极其丰富。最后,吊诡的是,带灯和竹子因沙厂爆发恶性斗殴事件而被处分,竹子委屈,遇见老上帘卷西风访户王后生,就把自己给县委写的上诉材料掏了出来,作者是在暗示“让王后生以他的名义往上告”?“上诉”……“上帘卷西风访”。) 记者:有人说《带灯》是“上帘卷西风访小说”,我看完感觉好像把这个小说窄化了。 贾平凹:它接触到一些上帘卷西风访的内容,写的是带灯(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实际是写乡镇政府的日常工作,有救灾,有接待、有计划生育,有民瑞脑消金兽主选举,啥都有。上帘卷西风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当然)带灯更多是接触上帘卷西风访的事,因为她是负责综治办的工作。 记者:有没有什么地方,会觉得敏感、怕审查有问题,自己有所节制或没有展开? 贾平凹:没有。在写作中,我按我想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来写,倒不是有什么顾忌。顾忌是将来出版时编辑部的事情,他们需要叫我咋弄,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原创的时候,我反正按我的来,我先让这个故事“长”起来。 记者:看这个故事时,会发现内容的分割和小标题的拟定比较随性,会不会担心别人说有些碎? 贾平凹:最早我受启发,是当年我看《新旧约全书》,《创世记》也有“偶然”分节,在里面穿插地讲了很多人生智慧的东西。哎,我想也不妨用这种办法。有时形式也决定一些东西,虽然不能说形式决定一切,但在某些时候,形式是起作用的。 记者:以前也写过女性,但不是作为支配地位的形象。这一次带灯是主角,她这个主任的形象很新鲜,一是吸烟(她说人的神常离开身体,吃烟能收神),一是小资情怀,在设计时有什么考量? 贾平凹:现实生活中,就有这种事。这方面没有更多的深意。作为带灯来讲,心烦的时候,没办法处理,就吸烟。 记者:无论是《古炉》《秦腔》,还是早期的《浮躁》,标题都有意蕴。我知道,“带灯”是有原型的,那么这个书名,是写着写着就出来的吗? 贾平凹:带灯这个名字是后来的,开头不叫这个,叫“皮虱”。 记者:其实从头到尾,虱子也是一种隐喻,书记、镇长身上也有虱子。我首先好奇,在咱们老家的这个地方,现在虱子还多吗? 贾平凹:还有,也不多了,好多地方也没有了,现在都是用这个化学(方法来灭)。 记者:带灯怕虱子,后来还是被染上了。(虱子由黑的、白的,生出灰的。她一度不敢在农民家里住。她曾想治理虱子,不了了之。“痒”和“洗澡”也就在日子中凸显)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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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舟:摇滚乐是抗争,也是娱乐(专访)

张晓舟:摇滚乐是抗争,也是娱乐 文/木叶(刘江涛) 《上海电视》2013年1月B期 据黄集伟考证,《南方都市报》1997年4月15日那则小消息,是媒体首度报道王小波的死讯。消息,出自张晓舟的手笔。在张晓舟眼里,王小波首先并不是什么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而是一个被想象力的天使和魔鬼轮番折腾的小说家。 此番,张晓舟出了书,《死城漫游指南》。原想跟他聊小波(或别的什么),终究还是决定就谈谈摇滚。尽管在此间谈摇滚,往往未及深入便已不合时宜。 张晓舟的乐评生猛,而他又可算是杂家一枚,足球、时事、当代文化,都聊得开,江湖人称“张天师”。间或也会被视为公知,但他不喜欢这个词。有人说他依旧愤怒,甚至剑走偏锋,很多人讨厌他,很多人追捧他……在这个时代,仿佛有人注定不适,“不得不沦为老妖精和恶童的合体”。 张晓舟迟迟才出书,且有几篇较首发时有不小的改动。他说,伦敦奥运会恐怕是奥运史上文艺含量最多的一届。他写,刘翔跟着崔健,孤独地飞了。他不奢谈大江大海,他追溯一碗牛肉面之前世今生。他认为,微博给沉默的大多数提供了一个从“平庸之恶”过渡到“平庸之善”的机会。 有高人将汪峰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跟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提并论,而张晓舟撰文称“信仰在空洞中飘扬”。他认为崔健比罗大佑走得更远,却又直言,“《一无所有》只是崔健的普通之作,就像《答案在风中飘扬》之于迪伦”。偶尔,他也会交响一下,譬如至少两次论及郎朗,一篇名为《少林钢琴》,一篇名为《狼国人》。 采访当天,我一进咖啡馆,就见他已坐在一角,一如既往地戴着帽子,帽檐压得看似不低实则偏低,说起话来,锋芒又开始摇曳。问及与音乐的早期遭遇,回说反正不是西方的流行乐和摇滚乐,第一是样板戏音乐和红歌,第二是有限的几个西方古典音乐家,听得最多的是《命运交响曲》、《天鹅湖》之类,对了,还有《红色娘子军》…… 他的行文、言说,讲求快意。其观点你未必都认同(甚至抵触),但会感到有一种节奏,一种蛮力,一种不由分说。 “中国是个朋克大国” 记者:当1986年崔健登场或者说“横空出世”的时候,你做好一定的准备了吗? 张晓舟:崔健自己都没做好准备吧?崔健只比我大9岁,他听的音乐的背景(可能)跟我类似,第一是样板戏音乐和红歌;第二是有限的几个西方古典音乐家,可能还有民族音乐,是这三部分。在我小时候,七十年代末,开始听到了流行音乐,第一个是由李谷一、朱逢博等人构成的;第二个是由刘文正、邓丽君等人;到八十年代初在崔健之前还有一些流行音乐,有很多是翻唱的。 记者:我听过他《一无所有》之前的歌(像《浪子归》),好像他的嗓音发声跟后来的也不完全一样。 张晓舟:就好像我写乐评的时候并没有“乐评人”这个词,最初也没有摇滚乐这个说法。1978年《光荣与梦想》引进出版,把Rock & Roll翻译成“摇滚舞”,他们以为是一种舞蹈,根本就不知道Rock & Roll是什么意思。在北京市公半夜凉初透安局的小册子里,八十年代初他们说DISCO又叫“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西方的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舞蹈。“朋克”也是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用、开始流行的一个词。 记者:我看到你说,“《一无所有》只是崔健的普通之作,就像《答案在风中飘扬》之于迪伦”。 张晓舟:我觉得哪一首歌并不是很重要。我再把刚才那个问题说完,我还有一句话,“中国是个朋克大国”,如果光从音乐上来讲我们不能说中国是个摇滚大国、摇滚盛世,但为什么我说是朋克大国呢?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中国和中国人相当的朋克。 记者:你这里朋克的概念能精确化地说一下吗? 张晓舟: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上的朋克。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朋克大国呢?中国人干的事情都非常朋克,比如说网上的这种混不吝,这种操蛋,这种幽默感,这种自嘲,这种胡天胡地的精神。你去看微博上成天都是朋克,比如说那个人可能是修破车的,但广告上写的是“专修美国航母”,这就是中国人的朋克精神。 (记者:企业家冯仑用了一个词概括这个时代,叫做“野蛮生长”。 张晓舟:可以,可以,他可能更多地是讲这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的社会生态。) “当年,娱乐和启蒙穿一条裤子” 记者:在中国,摇滚好像被更多赋予了抗争或行动的意味。 张晓舟:对。我们由两个层面来讲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刚开始那几年,青年亚文化的积累孕育了后来的摇滚乐文化,从1978年到1986年,这八年的时间其实大家在为摇滚乐的到来做准备,只是还不知道,崔健也是在为此做准备。例如1983年(1984?),他搞“七合板”乐队,他参加友谊宾馆外国人的party,他去马克西姆餐厅,这都是在为后来做准备——当时不是明确地对所谓摇滚乐的好奇,而是对西方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好奇——他们那一拨人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这种渴望慢慢孕育了后来的摇滚乐。摇滚乐被过多赋予抗争的意义,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娱乐文化,是娱乐。 摇滚乐是现代性启蒙的一个部分。但是始终有两股力量在交叉,交替,我认为是“启蒙与娱乐”、“思想与感官”的二重奏。周国平和崔健有一本对话,叫《自由风格》,周国平完全是一个思想启蒙的形象,而崔健是摇滚乐。摇滚乐在中国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十年代,在最初,就是一种结合了启蒙与娱乐的艺术现代性实践。 记者:他们俩那个对话有点不搭。 张晓舟:对,但是这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也曾经发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南京东路,新世界,二三十年代的这些建筑,这些娱乐场所。当年的知识分子以鲁迅、茅盾为代表,不太看得起以电影和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市民文化。鲁迅很爱看电影,尤其是看西洋的,《人猿泰山》之类的……还有另外一帮人是革莫道不消魂命文艺。“革莫道不消魂命文艺”和“小市民文艺”构成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二重奏,文化的二重奏。 八十年代早期的翻译热、启蒙热潮,“走向未来”丛书、朦胧诗、尼采、弗洛伊德以及贴面舞、霹雳舞、喇叭裤……这又构成了启蒙文艺与阿飞文艺、小流氓文艺的对立,但是它们迅速在摇滚乐当中合一。因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小流氓,都从摇滚乐当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周国平看到了自由,高尔泰看到了美学,小流氓闻到了精有暗香盈袖液看到了姑娘……我对这个还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表达过,谢谢你的问题(笑)。 记者:后来一直说崔健二十五六岁就被冠以了“教父”之名(实际上要晚些),他和摇滚当时也被赋予了像北岛和朦胧诗那种启蒙的意义吧? 张晓舟:崔健自己也受朦胧诗(影响)……崔健跟朦胧诗人很熟,当年中国不单处于蛮荒的时代,不单需要启蒙也需要娱乐,娱乐和启蒙穿一条裤子,所以崔健跟那些搞流行歌的人是一个圈子,跟很多学者诗人画家也是一个圈子,当时都叫文艺圈,没有分化。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商业潮流到来了之后才分化的。 “我可能越喜欢《江南style》越对韩国文化不感兴趣” (“中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抹杀多元”) 记者:西方有迪伦、列侬、贾格尔,还有更晚一点的柯特•科本,我觉得崔健迥异于他们。 张晓舟:对我来说,像苏联的维索茨基、中国的崔健这样的人,可能高度没有鲍勃•迪伦那么高,也不是一个世界性符号,但是他们出现了,这个可能要比西方出现迪伦还要有意思,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摇滚乐是一个特别扯蛋的东西,中国文化里更多的是跟摇滚乐格格不入的东西。而且,它是典型的从反面(来的),没有承传和积累。鲍勃•迪伦的出现是有承传和积累的,是文化链条的一部分…… 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是一棵生长的大树,参天而起的大树,中国的摇滚乐完全是一根小树苗,到最后竟然把墙给穿透了。它可能是畸形的,也远远没有鲍勃•迪伦那棵参天大树那么挺拔,它是佝偻的,是低矮的、畸形的。高度可能不够,但是它这个形态更有趣,独特。 记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文化受关注的程度将有变化,对于崔健在国外的评价是不是也有助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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