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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

(第七天:)谁为死去的见证者作见证 □木叶 《文汇报》 笔会,2013年8月21日 http://whb.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3-08/21/content_105.htm     1.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说。   因为《第七天》,想起《祝福》里的对话。有几个问题,两者均有涉及:贫与富,死后有没有魂灵,地狱存在与否,为什么不幸总是成功到来?余华是否在回应鲁迅等先行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祥林嫂之前就已有无数人这么问过,之后还会有,而“我”的困惑,也远非一个时代一个(准)知识分子的困惑。   我隐隐在期待一种小说,既有先锋的皮囊,又能像孙悟空般钻进时代这只老妖肚子里闯荡。《第七天》遭到劈头盖脸的“正面强攻”,而小说里,那种生死之思,那种构想,那种闯荡,冲击着我。这么写,似乎谁都能想到,却有赖于内心的强悍和实验精神;这文本,看上去很简单,实则复杂。   2.   见余华引入了新闻,有些人便请出与新闻有关的几部世界名著。在审美上,人们还是有着太多的既定观念。事实上,小说之大,法无定法。有的经典,如《红与黑》,是把一个新闻性的事件作为灵感源头,深层次展开,虚构与升华。从余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可见,他志不在此。《冷血》看上去更具可比性。照此思路,似乎余华应瞄准一个新闻事件,写下去,穷尽它,才算“正确”。而这仿佛要求一个写过《许三观卖血记》的人,再写一部“伍超卖肾记”,真写了,他本人不会满足,可爱的读者怕也另有说辞。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已然一个世界级文本,曾在时代浪尖上的李光头,如果归来,才几年的光景,他可能也要慨叹,并刷新自己的思维了。就文本来看,余华是把源自社会的一系列事件集束性地回敬给了这个社会。   作一个类比。杜鲁门·卡波特创作《冷血》的方法,仿佛安格尔画《泉》,是静穆丰腴一笔一画的写实之美。而《第七天》,更接近于杜尚的《泉》所开启的,以“现成品”进行艺术创作的风尚。除了将买来的小便池翻转之后,命名为《泉》并送去展览,杜尚还曾在《蒙娜丽莎》之上添了两撇小胡子。这样借助“现成品”的先锋实验,是破坏,也是开创。后来,安迪·沃霍尔等人,对于“现成品”艺术又多有发挥,在“反艺术”之上增添了新的艺术手法和建设性。   在音乐界,左小祖咒曾从一份重大报告中抽取一段作为歌词,谱上曲,直接唱成了摇滚。在小说界,波拉尼奥的《2666》很突出,第四部分名为“罪行”,中译本260页(比很多长篇还长),全是在以编年体的方式“列举”奸杀案惨案,计一两百起。对于“罪行”的写法有人赞叹,有人吃不消,不过,波拉尼奥和余华都堪称当代先锋,一如欧仁·尤奈斯库的洞见:“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自由,是对文学传统、习惯趣味的逃脱,是对现实的敏感和叛逆,是一种敞开。谁不知道,沿着传统经典和当代经典的路数写,或是呆在自己业已被接受的风格中最是安全呢?但这二人都选择在社会事件(文字现成品)的基础上,进行极限性书写。   面对时代的喧嚣,《第七天》是一次近乎疯狂的写作,难得的是,作者的叙述不动声色。我觉得,新闻还可以更多些,要“草船借箭”就要更胆大包天,更理直气壮。   事实上,余华从不曾简单地拼贴,其先锋性是以文学洞察和个人经验为依傍的。死后,李青遇见前夫杨飞,她把他遇难后掉在外面的眼珠放回眼眶,把他横在旁边的鼻子和挂在下面的下巴,一一归位,退后一步,细看,说“你现在像杨飞了”,他说“我就是杨飞”。熟悉的笑容让他们彼此相认。谈了一段,她说:“你的眼神像是在悼念我。”他说,“我们好像同时在悼念对方。”在灾难报道里,有过这样的描写吗?是作者的想象力,超越了新闻,让死者在另一世界里,拥有了一个生命本应得到的关照与温暖。   喜欢音乐的余华,很善于变奏。脱胎于杨帘卷西风佳袭玉枕纱厨警案的故事,就是一例。在死后的世界里,张与李成为了好朋友,一起下棋,开玩笑,“像是双胞胎”。这进一步反讽了现实的残酷。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把两个人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或许,在厚重与推动力上,《第七天》还有一段路可走,但我已惊喜地看到一个作家的大破大立。这是一个新媒体、全媒体、自媒体时代的文本,为后来者辟了道路,也立了台阶。   3.   余华没有纠缠于灵魂的有无,而是径直写人在死后有神智(灵魂?),有行动。小说给出了别样的死后世界。有意思的是,没有着重写权贵和安逸离世者,而是注目于枉死者、非正常死亡者,以及更广阔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亡涉及自杀,他杀,集体遇难;重病,火灾,灭口,冤狱,无妄之灾……这些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都没有骨灰盒与墓地,迎候他们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策兰的诗句发人深省:“没人/为见证者/作见证”。现实世界的不幸总是及时、精确、成功的到来,时代的这些卑弱的亲历者、见证者,充当了时代的“牺牲”,而对于他们的见证往往是不全面、扭曲甚至残缺的,典型如李月珍和27个死婴,他们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失踪的?他们的尊严何在?又如杨金彪,他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将一个捡来的孩子养大,终因没钱,出走,病死,社会关照他了吗?就更不必说火灾中被瞒报的死者了。是“死无葬身之地”里的生活与倾听,圆满了他们的生命轨迹。也正因此,小说中多次写到死者“自己悼念自己”。就像鲁迅所言,“……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第七天》着墨最多的正是这些“小数”,让他们在死后拥有了“历史”。   死无葬身之地不同于桃花源,也有别于天堂,也许,还可以描画得更加宏阔、深远。不过,这已是卓越的构想。在这里,没有“尸体”,也没有现实世界的龌龊、虚伪和仇恨,有的是和解与爱。“死无葬身之地”,这六个字原是先人创造的一个可怖说法,余华用作名词来容纳“永生”,是博厚,是绝望,还是反讽?   耐人寻味的是,杨飞、伍超和火灾中被瞒报的死者,生前渺小、凄惨,死后却未对强权和不公进行反抗或声讨,连倾诉与省思也是平缓的。书中还不止一次写到,养父杨金彪告诉儿子和后来的人,只能在普通区域候烧,不能越位到贵宾区,大家也未表示异议。他们将带着这样的思维,走向死无葬身之地。在那里,石头会向你微笑,人人死而平等。然而,他们将失去血肉,失去体温,饮食也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这并非一个彻底解决了问题的所在,在抵达之前,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末日审判”。或许,作者也未必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就此而言,这是个近乎透明的时空,清浅的时空,使得“受难”有了终局,有了一种释然与平静,却也并未对那些造成苦难的根子,给出决绝的审判和处置。进一步而言,它拥有的只是一种“无能的力量”(崔健语),更多的是一种见证,一种安慰,一种有限的美好,而不是终极性的伸张和美好。   较之《祝福》,“我”的一双眼睛在打量着祥林嫂,另有很多眼睛也在注视着她,她是一个“被看见”、“被言说”的人。而在《第七天》里,同样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同样是一个“小数”,杨飞本人在看并看见了太多。又比如《神曲》,但丁是由维吉尔引领着走过地狱和炼狱,又由贝雅特丽齐引领着走在天堂,《第七天》不具备这样的引领者,不过,也可以说,作为虚构人物的杨飞,就是作者的引领者,作者默默地信赖杨飞的所见所闻,信赖他的良善与公正,信赖他的叙述,同时,杨飞也信赖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爱、回忆和转述。是他们的所遇所思所言所行,温暖了这个小小的死后世界。杨飞“叙事”的过程,也就是作者(和读者)见证的过程。死无葬身之地,究竟是由“谁”所创?不太清楚。起初,它是由刘梅指给杨飞,结尾又由杨飞指给伍超。刘梅和杨飞这样的“小数”在此暂行了命名权,而更多的“小数”在此拥有了死后的“生活”。这是否折射出他们被压抑的不自觉的创世冲动?没办法,现实凶猛。就结果而言,死无葬身之地乃至整个“死托邦”的故事,似乎可以看作一个“创世记”,只不过它是从死亡开始创世,它不彻底,它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所见证的“创世记”,它最打动人的不是有多么了不起的新生的力量、变革的力量,而是一种“无能”,一种“无用”。   相对于引入新闻时的大开大阖,在处理死后世界时,先锋余华是审慎的。那些透明的清浅的存在,那些无能的力量,那些文学意义上的见证,是渺小的,也可能是浩大的;是柔弱的,也可能是尖锐的;是无用的,也可能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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