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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记》,被缚的宿命

《黄雀记》,被缚的宿命 《新京报》 2013年10月12日 第C06版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0/12/content_470483.htm?div=-1   □书评人 木叶 1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后来,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爱情的可能。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艾伦说过:“爱是答案。可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后来,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因为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后来,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间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性给爱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思路,精准,宏阔。不过,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康司令,老红军老革莫道不消魂命老领佳节又重阳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具体的描写,同样值得细思量。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半夜凉初透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东篱把酒黄昏后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院中,郑老板是可以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帘卷西风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符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后来,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弃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仙女,幼时被领养,后来被强薄雾浓云愁永昼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上述角色,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积极探求死亡之所以发生的动机。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不过,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莫道不消魂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系(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祖父丢了魂儿;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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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从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代到改革时代(专访)

韩少功:从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代到改革时代(专访) 《中华读书报》 2013年9月25日 第七版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9/25/nw.D110000zhdsb_20130925_2-07.htm 文、木叶 韩少功已年届花甲。   因了《日夜书》,现身上海书展。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距上一部刚好十载。其间,有散文集《山南水北》,清隽深远;短制《第四十三页》和《赶马的老三》等,活力不减。   一间酒店,一个半小时,匆匆。他偶或笑出声来,这笑声是畅快的,接下去的话则可能又是一番省思。从早年追问“文学的根”,到后来提出“公民写作”,从做海南省文联主人比黄花瘦席,到半归隐于湖南汨罗乡间,纵是在沸沸扬扬的“马桥事件”之中,他无不体现出一种警醒。   人们不时会谈及当年的《天涯》,他自陈,在担任社长期间,既以版面支持过汪晖、温铁军等人的言帘卷西风论,也以版面支持过钱理群、秦晖等人的思考。文字上,他谨严,思想上,他尚多元,重底线。若非要说他“左”,他也就接下来,不后悔,并告诉你何以如此。   《日夜书》,从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代,写到了改革时代,写到了当下,借由知青的身份流转,折射出后来太多领域的人与世界的碰撞,如官半夜凉初透员,如企业家,如艺术家,如思想者……马涛、大甲、马楠、小安子们的故事,有分有合,有行有止。较之《暗示》或《马桥词典》,此书更倾向于叙事,更敏感于时代精神。他无论是拈出“纪传体”,还是说“长藤结瓜”,都无非要“言人之不言,多言人之少言”。作家格非看了说:像是畸人录,又像是英雄传,对历史和现实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程永新认为,描绘了中国当代复杂思想的起源和脉络。当然,也不无质疑或商榷,他坦然相对。   白天。黑夜。世道。人心。作家终究要以自己的方式触摸时代。   《日夜书》的写法是长藤结瓜   木叶:以前的多部小说都谈到了知青,写于1985年的《空城》里说,“知青是些城里人吧?是些犯了错误的城里人吧?是些神经有毛病的城里人吧?……我感到他们似乎在说一个远古暧昧不明的神话。”   韩少功:当时有些农民就是这样猜测知青的,正如知青也不了解农民。   木叶:到了《日夜书》,对知青状况的描写很宏阔,也很注重细节。   韩少功:现在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有四个当过知青呵。但除了他们四个人以外,中国的知青95%以上已经退出“历史”,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龄。在这个时候回望一下他们走过的路,清理一下记忆,也许是有意思的。   木叶:是否可以说知青那段经历,对你的创作影响极大,既包含着“切肤之痛”,也提供了独特视角?   韩少功:这些人横跨了革莫道不消魂命时代和市场时代两个阶段,受到的撞击特别多,留下的伤痕也不少,大起落,急转弯。不久前还挎着枪弹指点江山,一转眼就下岗走人衣食不保,当然有丰富的人生况味。但这个故事很不好讲,我也一直担心自己讲不好。   木叶:具体而言,我感觉小说中很多故事都是相对封闭性的,但是整个小说又是敞开性的。两相对照,很有意思。   韩少功:古人有“纪传体”的写法,比如《史记》里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相对独立,但是有交叉,写项羽时牵涉到刘邦,写刘邦又牵涉到张良,如此等等。叙事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办法,有些作品就写一个人物,或者是以这个人物为核心,兼及一些配角,也挺好。《日夜书》的写法是长藤结瓜,虽有一个“我”贯串始终,但他有时是叙事者,有时是参与者,串起一些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很难说哪个是主角。这也是一种尝试吧。   木叶:现在的读者大都期待一个人物丰满、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有朋友就说,看《日夜书》,一开始对大甲特别有兴趣,但发现这人“失踪”了,中间和结尾曾冒出来,或被别人言说一下,也只是蜻蜓点水,不过瘾。   韩少功:你知道得过诺贝尔奖的奈保尔,你能把他的《抵达之谜》看成小说吗?没有情节呀。你能把高行健的《灵山》看成小说吗?也是信天游式的一段一段。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小说的散文化并不是我的发明。   有头有尾,有尾无头,都是生活中常见到的现象,不是严格的起承转合,更不是严格的什么“三一律”。生活形式本身,还有思维形式本身,不乏局部戏剧化的因素,但更可能处于散漫、游走、缺损、拼贴、甚至混乱的状态,因此更接近“散文”一些。这是“散文化”或“后散文”小说审美的自然根据。在另一方面,正如大自然中多见的对称结构,比如一棵树一干多枝;还有人类知觉的“焦点结构”,比如一心很难二用,也构成了“戏剧化”或“后戏剧”小说审美的自然基础。对小说单焦点或多焦点的不同方式,我们不妨抱以开放的态度。   有意思的作品可能像苦丁茶   木叶:黄德海指出:“以叙事者‘我’(陶小布)的吃死人骨头为例,作者无意借这个故事深挖人性深处的黑暗……”那么,对于某些类似情节和人性的黑暗没有深挖,是否会削减小说的力度?   韩少功:我还没读到这篇文章。他这样说自有他的道理。当时为什么吃不饱?也许可以有很多追问的方向。用严正还是戏谑的方式来追问,也可能有不同的效果。我的原则是言人之不言,多言人之少言,在这本书里没打算拿饥饿大做文章。我在《马桥词典》中已写过饥饿,那么在新作里不妨写写别的,比方带了小标题的那三章。一是关于色情,二是关于精神病,三是关于人体器官。我在这里更为关注的是生理后面的文化和社会,是人性的历史化过程。这些问题的难度系数不会比饥饿问题更低。   木叶:里面所写的文瑞脑消金兽革,似乎感觉不到有多么惨烈。   韩少功:我的重点并不是晒苦难,那样的作品已经车载斗量了。我更关心人格、心态、情感、命运。这么多年来,很多人一写“文瑞脑消金兽革”就是指责别人,但那些“别人”是谁呢?是不是也包括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亲人和朋友?时代也好,社会也好,不是外在于这些大活人的神秘之物。比方马涛蹲监狱,是值得同情的,有些“伤痕文学”作品,包括我自己以前的作品,通常会把他处理成一个光环人物。他也确实够英雄的,没出卖任何人,一个人扛下了全部案子,但他的自我膨胀让人震惊,自恋和自负对他人形成伤害。一个伟大启蒙者伤害了妹妹、女儿、母亲以及很多珍惜他的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面前,我不觉得躲开这种复杂性是一件很智慧的事,不觉得继续把他写成光环人物才是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批判。他的复杂性是否更能推进我们对“文瑞脑消金兽革”的反思?如果你看过一本陈徒手写的《人有病天知否》,看过他笔下那么多精英人物“手脏”的档案资料,就不难知道生活并不是黑白两色那样简单。批判的力度到底该表现在哪里,我们可以继续思考和判断。   木叶:丁雄飞称《日夜书》野心勃勃,“一方面触及‘母亲-根-大地-自然-存在’,另一方面牵涉‘人-时代-共和国’,且以‘身体’为中介来联系二者,探究其中种种横向的关系、纵向的连续性,乃至变与不变的辩证。”你怎么想?   韩少功:我对评论家的说法既没有核准的权利,也不一定跟得上。当然,我不会像有些小说家那样写改革,写苦难,写人性,作家们的视角不能相互替代,也最好是各不相同。有时候,我不会太惯着读者,会给读者出点难题,比如写一个好人突然不那么好了,或者写一个人渣突然让我们感动,比如贺亦民那样的二流子,后来居然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几乎成了一个英雄。我这样做无非是要为难一下读者,看我们以前的看法是不是太简单了。   木叶:还有就是,人物的身份,有知青,有红卫兵,有思想者,这三者又有交叉,写作时会不会比较难驾驭,难判断?   韩少功:作家不是理论家,通常只是话题的供应商,结论可能是由其他人完成的。我不觉得任何身份都是排他的,是高纯度的。妓女也可能变成贵妃。书生也可能变成强盗。重要的是看这些身份转换或叠加是否合理,是否能向我们提出问题。有些作品是从来不提问题的,看完了就像白开水,有意思的作品可能像苦丁茶,有一点苦涩的回味……   我也写到饥饿,写到地下活动、 ** 、追捕和监禁,没有什么躲闪,但我不可能在这里写尽“文瑞脑消金兽革”的一切,更不可能回到那种我非常怀疑的黑白模式。   木叶:结尾写到“种太阳”。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光明的尾巴,俗;一种认为别具一种美,孩子的视角,新生的可能。   韩少功:解读可以是多义性的。可能是因为笑月刚死,情绪所致,让我回忆到她的童年美好。这是一个强烈对比,有情绪上的推动,没有多少道理好讲。如果说寓意,种太阳就是种下一种美丽愿景。不管是文瑞脑消金兽革时代,还是改革时代,我们都遇到这么多痛苦的障碍,每个人的前进都那么艰难,但太阳一样的理想,仍然是这个世界值得珍惜的理由。   新左派和新问题   木叶:帕慕克说,是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解放了他。那么,有没有什么作家,给你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子?   韩少功:作者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解放的过程。鲁迅、沈从文、契诃夫、托尔斯泰等都解放过我。卡夫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包括刚才谈到的情节,在卡夫卡《城堡》里几乎微不足道,但你不能不说里面有高妙的智慧、深刻的感悟,天马行空的创造。当然,我不会写《城堡》那种小说,但从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吸取营养。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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