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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琳的《蚕》

《蚕》:透过光影,触摸黑暗     文/心无际     如果说《哈利·波特》是J.K.罗琳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审视亦幻亦真的世界,在善恶矛盾中伸张正义的话,那么,《蚕》可以看作是“哈利·波特”的再度回归,回归到现实世界。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笔名写下了这部侦探小说。 在《蚕》中有一本名为《家蚕》的书,这是一本牵动书中主人公命运的书,一本还没有出版却将其作者引向死亡的书。 整部小说读下来,一幅移动的画面浮现在眼前,私人侦探斯特莱克与女助手罗宾在小说那彩色光影中,触摸着黑暗。小说的恐怖更多来自于作者的炫彩,实际的恐怖只集中于《家蚕》作者奎因被杀的现场。案发后,一切都归于平静。凶手没有再进一步做什么。连跟踪斯特莱克的一段情节,跟踪者都是那么的业余。     斯特莱克和罗宾不停在想:凶手为什么要把奎因的谋杀这样明显地跟这本书捆佳节又重阳绑在一起?     而我更多想到的是:一、为什么加尔布雷思(罗琳)把故事的触发点放在了出版界?仅仅是因为自己熟悉它吗?二、美丽的罗宾与斯特莱克是否有超越同事的友谊?这虽说有点八卦,但似隐似现地冲淡了小说中血腥、诡异、恐怖的气氛,算是一个讨巧的叙事手段。三、《家蚕》与《蚕》是什么关系?(会不会是翻译上的不同处理?)中国读者会想到“破茧而出”抑或“蚕食”,无论怎样,小说中的一段题词都引人遐想:“你没有注意到蚕的讽刺意义吗?” 读到五分之四时,我有种感觉,这更像是利奥·奎因的一个提高自己知名度而在出版前预热的策划案,没想到它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这个策划案真正的推手与凶手,另有其人。这一点体现在最后20余页。交待凶手和动机也很离奇,似乎节奏上略显快了些。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凶手具备了犯罪的心理特征,却不足以达到施暴或杀人的程度,即使杀人也不应如此残忍、血腥。     一部电视剧中有一句台词:“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加尔布雷思(罗琳)的高明之处也在这里吧。纵深处的隐喻,细节中的铺垫,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人性的脆弱与卑微。现实生活中,因为了名利而生出的类似案件颇多,她勉力赋予这样的案件以一个高度浓缩的特写。 奎因书中所影射的出版界是有着红线的,在没有被触及之前只是以潜规则存在,一旦碰到了就化作高压线,把“蚕”这样的生命像捻蚂蚁一样迅速清除。谁之罪?这又让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命题与诘问。个中隐含着作者幽暗的指向。正如《蚕》第十九章所引用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诗: 我将向你打开 我心深处的黑罪之书。 ……我的病在灵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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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微X笛安:有情、无情和忘情

张怡微X笛安:有情、无情和忘情 (笛安和张怡微,两个年轻作家一北一南,各有各的趣味与远方。 她们近作不断,张怡微的《细民盛宴》在《收获》长篇专号上刚发表不久,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入围茅盾文学奖。她们的对话从长篇新著谈起,终于村上春树的一句话,其间涉及无情秩序与有情秩序、历史与虚构、秘密与使命……透出各自的思量与挥洒。——《上海电视》杂志2015年6月第1期) 性命与使命 张怡微:我们在乌镇见时,你说在写一个明代的故事。我现在的研究方向就是明代小说,我看了很多明人小说,也看了王安忆写明代,当时我就觉得你很棒。但我不知道你想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时候你写到哪儿? 笛安:应该是令秧刚刚生完继子的女儿,名义上是老爷的……当时写到那里就到了一个坎儿,不知道下面该发生什么了。 张怡微:这里面有很有趣的部分,就是私情。令秧刚入府的时候,其实特别像早期周迅在很多年代戏里那种感觉,像一只小鹿、或者其他什么未觉知的小动物一样进入这个充满谜语的大家庭里。 笛安:是的,令秧那时还是无知少女。我刻意地在第五章里才让她从别人嘴里知道,其实她娘家很有钱,是她的嫁妆拯救唐家于危机中,她才做得了夫人。刚嫁人的时候她连这个也不懂,她就以为自己是个小户人家的孩子嫁进了大家族。而嫁人本身,唐家是书香世家出过官宦,所以排场习惯不一样,对她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张怡微:《南方有令秧》里有很多“别人嘴里”的事,令秧嫁人之后,也是一点一点知道夫人的秘密、身边人的秘密……但这些听说也不确凿。你觉得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肩负起某种“使命”的? 笛安:从她的性命被一个灵机一动的谎言救下来之后。 张怡微:就是众人对她有节妇的要求,但她没死成。 笛安:她要想活着,所以她需要圆谎。其实在徐克的《青蛇》里,白蛇说过一句话,做人就得撒大谎,类似的意思。起初她被推着去扮演一个临时起意的角色,后来慢慢就入戏了。 张怡微:令秧和谢先生的故事,至少在我看来,不太像普通意义上的男女关系。在我所熟悉的明代小说里,有一些很奇怪的对立和补入,譬如水浒江湖事,补入新的情感秩序就是《金瓶梅》,武松到了《金瓶梅》里面,他所有的智慧、术能架空,《金瓶梅》里没有他的存在之地,其实也就是取消了外部的一种生活秩序。孙悟空没经过情关,董说补西游,就为他做一个情难,让他入鱼腹,经历考验。他的使命也被取消了,因为唐僧结婚了。他不认路、也没有任何其他取经路上的术能可以支撑。这里有一个无情秩序、有情秩序的对照。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你,令秧和谢舜珲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或者说,你所谓的理想情感模式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式,你能说说吗? 笛安:你说的无情秩序和有情秩序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确实是在写令秧从无情变成了有情,就是因为唐璞。其实我受《红楼梦》的影响真的很大,写着写着,除了时代背景,就连小说的内核我也希望注入一点古典小说的基因,因此才强调了无情和有情之间的差别。 至于令秧和谢舜珲,不是爱情,是比爱情更高级的东西。爱情美就美在狭隘,可是令秧和谢舜珲之间的感情充满了相互尊重的仪式感,这是我喜欢的地方。 张怡微:《南方有令秧》有非常红楼梦的部分。以前朱天心好像曾经说,小说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三国传统,一种就是红楼传统。我觉得令秧是在对私情的觉知之下成长起来的,类似于这个家族那么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其实说见不得人是不对的,它只是秘密,每个人的一生一世里自然沉淀下来的。令秧自己也成了秘密的一部分。她有点开始理解别人。其实女孩子的友情很难写。甚至很难真的将一群女孩子通过文字的方式区分开来。这里面最叛逆、反讽的,其实就是私情与节妇之间的对立。令秧用自己的命运在平衡。她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使命,但是她又越来越成熟,需求也越来越丰富。 笛安:其实令秧是个聪明孩子,她对于命运有种特别敏感的感知。有的人面对人生天生有比较好的平衡感,令秧就是这样的,虽然她不认识字,没有机会受什么教育。也是因为如此谢先生才喜欢她,是因为真的看到了她身上的优点是非常闪光的。 张怡微:谢先生也不尽完美。而且他最后活那么久,也是力透纸背让人感慨。 笛安:当然不完美,作为男人,谁嫁给他谁算是倒霉。他不顾家,整天玩,又没有上进心,还好男色。可是对于令秧来说,他是最完美的队友。其实令秧和谢先生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令秧给予他的那种满足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怡微:我觉得在我所有读过的年轻作家的小说里,令秧是一个难忘的人物。至少是一个难忘的女性形象。牌坊毕竟是一个既定的绝路,这个人物是有使命感的。 笛安:为什么难忘呢? 张怡微:很多方面吧,就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很理解她许多部分的茫然,就像我自己少女的时候对很多事都茫然,但到了后来,像一个身边认识的女孩子,她的性情越来越鲜明的时候,她开始利用自己所能利用的东西,她所选择的东西越来越有自己偏见的时候……那种惊愕。 笛安:谢谢。我觉得这是对我很重的赞美了。 张怡微:细部都很感人,包括她和唐简,情欲部分,我觉得有时就是这些东西让读者相信,这样的人在那样的时代是存在的,虽然我们都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我每天上课很多人告诉我明代发生了什么,士商关系什么,我去扬州,他们告诉我盐商曾经多有钱,有多少老婆……但小说能复活的东西,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我能理解的,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丢来丢去的那种东西。 笛安:对啊对啊,历史课里总在讲的东西是东林党跟谁有利益冲突,哪个城市的什么经济最发达…… 秘密与梦想 张怡微:最近想写什么样的故事? 笛安:我其实一直都想写一个罪案题材的故事,可是这其实也是个野心很大的小说,不知道能完成到什么地步,所以我还得再想想。 张怡微:你平时都喜欢看些什么? 笛安:我最新读过的一个觉得很好的作家是林芙美子,《浮云》真的读得好惊喜。她把男人和女人之间那种不清不楚拖泥带水的东西写得太好了,整个的氛围都让人觉得丝丝入扣,又渗透出一种真正颓败的荒芜。 张怡微:丝丝入扣也是你小说的特点呢。因为我们也没认认真真交流过读什么书,所以大约对对方这方面一无所知。我一年前也就说了蒋晓云。 笛安:是的,可是你的推荐深得我心!你比较喜欢哪几个作家?我感觉你像是会喜欢《心是孤独的猎手》那种小说。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直觉。因为你说话的时候虽然总是带着很冷的槽点,可是我觉得你是把深情藏在了一些别的地方。 张怡微:我深情的呀。我蛮喜欢《心是孤独的猎手》。不过推心置腹讲,我的确很喜欢看有使命的私情。我喜欢令秧就是这个缘故,那是我的点。蒋晓云写的那些女人,吞下很多秘密,或者忍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山青水绿走到最后,我觉得都是我路上看到过的那些很普通的女人的脸,她们心里走过的事,很动人。 但我不太相信能找到像谢先生一样的战友。我觉得令秧的一部分性情,也常让我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你。我觉得你撕裂的部分,和我撕裂的部分不是一个世界的撕裂。但是那种冷啊,其实也是一种情。 笛安:令秧和现实生活中的我没什么关系啊。那次在西湖边上,你跟我说,你心里的上海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写过,没有弄堂没有法租界的小楼没有外滩没有霞飞路没有十里洋场,只有工人新村。 张怡微:哈哈那天我对你印象最深的,第一次见面,你对我说,模范夫妻不一定有爱情。我觉得很震撼,而且觉得你很好玩的。 笛安:我的格言。 我不记得为什么我初次见面就跟你讨论模范夫妻了。不过确实啊,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模范夫妻需要的是双方毕生维持一种礼节,如果爱情太浓烈这种礼节就不好维持了。 张怡微:我也尝试通过我的经验去理解夫妇,理解男人和女人,但大部分还是不太理解的。这种不理解让我对好的婚姻、完整的家庭有很大的偏见,当然是善意的,但因为我作为一个单亲小孩,我没有合法性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说,就有那种震撼。 笛安:我的确觉得你有种亲切感呀。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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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艳:海上五人记——评《上海青年文艺评论丛书》

霍艳:海上五人记 ——评《上海青年文艺评论丛书》 霍艳 《光明日报》2015年1月9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5/2015-01-09/230456.html       我得到一套小书,五本,安静地摆在玄关处,是朋友看望骨折的我时,带过来的。我刚搬了新家,书柜还没有装上,书凌乱地摆在地上。   我打电话给朋友,他说书是他落下的,过了这个周末再去取走。他顺便跟我催了催小说,我装作信号不好,喂了几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无法写作的日子,脑子是空的。我重又走到玄关,打开那套小书,读了起来。触发我阅读兴趣的,仅仅是因为它很快就不属于我。   《肚腹中的旅行者》,作者是唯一的女性。她写的对象,大多和我处于同一圈子,尽管我不喜欢文学以“圈”作为丈量单位。因为是写熟人的文章,看的时候就会想找那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她的文章,写得周正,是一篇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历史、时间、风景、指征,是她文章里频繁出现的词语。一个女人要在宏大的框架里为当代文学搭建出一个体系,我不由地佩服起她这份决心来,又暗暗担心这任务艰巨。她正努力为我们寻找一个标示,可以将作品从洪流里打捞出来。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出文学上的路标,但所有的地图,都是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我仿佛看见一个弱小女子不断前行的身影,将她检验过的各种各样的作品,一部一部放置整齐,使混沌散乱的文学现场,显现出规整的样子来。   《倾盖集》中的“倾盖”出自“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跟这世上的有些人,相识经年,仍如新见;有些人,偶然的相逢,便自倾心,如对故人。“世界上所有的好人可能过去都是一个族里的,具有某种血缘的联系,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失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会凭借这血缘寻找自己的同类,就像《会饮》里被一分为二的圆球人那样不停寻找。   我坚信书是召唤同类的信物,我们把太多时间消耗在觥筹交错中,折射出来的反而是人的曲线,书却跟我们内心是一条直线,我们对阅读诚实。我能感受出作者有一种气质,优雅、细腻,这种气质因与好书相遇,渐渐浑厚起来,形成了他的趣味:偏爱一种矛盾激荡下复杂世界的呈现。他选定的书是召唤的利器,而他的文章,将利器的光芒擦亮,使他辨别出那些文学的同路人,同时也让同路人辨认出自己。他将这辨认,看得郑重,所以《倾盖集》里的文章虽然写得从容,却自有其内在的认真。这本集子,无论写西方经典,还是谈论童话,都有一种温文的气息,仿佛在静候知音聆听。   有位作者和我一样出生在北方,那个干燥的城市,让他的文字有一股脆劲。《一星如月看多时》里收录的文章最多,平均每篇一千来字,谈与文人的交往,一首古诗,或是一部作品。书名“一星如月看多时”,不难看出他的用心:那些星星不像月亮一样容易辨认,他愿像月亮一样多看一会儿它们。他写作的对象就是那些星星:贾植芳、张中行、张枣、苇岸、王朔。就算被认为月亮的人,他挑选的也并非那些最闪亮的作品:《黄雀记》、《第七天》、《废都》。他文字里有一种在场感,强调写作对象对他的触动,这个触动都不一定通过文字获得。他写贾植芳:“困惑的是,为何我对一个人如此缺乏了解,便写下如此多的感受与臆测?”我想,是因为这颗星星,有一刹那划亮了他的天空。他认真地从各种各样的发光体中,辨认出自己心目中的星星,对它们久久凝视。   这作者文字明快,笔锋磨得尖利,形成一股气势。如:“乱世相逢,何其不易,给的给了,散的散了,还想如何?”他形容张中行的用在自己身上倒也妥帖:“干净。干干净净。仿佛中锋运笔、饱满、尖锐,归于冲淡。”说起王朔,他又显出一份北方男人的张扬:“他的话未必都对,但都好玩儿,就是隐约间有些幻灭,仿佛一块石头在天上飞……我真想抱一抱这家伙……他妈的好远啊!”,一个“他妈的”一个叹号,让人读得兴奋。我竟然像喝了一杯清冽的酒,摇上了天。   在《个人底本》中看到柏拉图、普鲁斯特、吉本的名字,就想绕开。尤其是在雾霭重重的日子,心生无法动弹的绝望——这家伙怎么关心的范围这么广,爱因斯坦、乔布斯、巴尔扎克居然挨着张五常,到后来又谈到了国学院跟科技娱乐新闻。我拍拍脑袋,几乎要放弃。打电话给朋友抱怨,他笑着说,你去看看那篇《白发狂客张五常》,很有趣的。我带着抵触心理再度翻开书,哼,“有趣”?   哦,或许是。论体例,这五本书有随笔、书评、论文,唯独《个人底本》最难定义。再读下来,才发现作者的兴趣不局限于文学。吸引他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可以经过时间的淘洗还可能留得下的部分。他善于在人的身上发现特殊,并从这个人的发展脉络里,展示这个特殊对人和人生的意义。从这点来看,他更像是我们小说家的思维,把笔触落在某些特殊性上。他写了一个英国官半夜凉初透员尊敬爱因斯坦的故事,“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普通人在等因奉此的工作和生活中多出的那么一点善意。这善意与这本小书中透出的爱因斯坦之光相互辉映,默默地护佑着这卑琐的尘世”。他越来越少地去批驳问题,而是将各类书里隐约闪烁的好勾提出来。他用文字表明,那些清澈的人世之光,会从逼仄的缝隙里渗出来,用以照亮一种人们之前未必看到的景致。   我佩服最后一位对文学事业的热忱,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人在不停地走,借此遇见另一些人。他在开篇就列出一份遇见名单,多是近期在文坛频频引发关注的年轻人。《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也可以改为《遇见一些年轻的作家》,他是他们的同路人、陪伴者,更与年轻作者朝夕相处,希望一同成长。我在开会时也遇见过他们中的几位,只觉得风貌不同,可不同在哪里,又说不上来。他的文章是给作者的一帧照片。他喜欢挑战,因为这批人好似横空出世,寻不着脉络,于是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他发现年轻人除了反叛,还有矛盾,书名就显露出来:《残酷虽在,温情犹存》、《阴冷背后的温暖》、《我们很好,世界很糟》……随着他的文字,这一批年轻人在我心中的面貌愈发清晰起来。   我越来越好奇,在电脑上键入他们的名字。原来他们都聚在上海,彼此充满交集。我生活的城市,搞文学的人都面目不清,偶尔碰见,就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把书从包里拿出来,张望四下无人,塞到对方手里,又继续谈论着股票的行情。我重又翻看扉页,这才反应过来,这些人原来都是批评家。我对这个职业并无感觉,偶尔开会时碰见,各说各话,他们讨论一些我听不懂的题目,而我所抱怨的写作困惑,他们也未必愿意理解,端起酒杯寒暄几句,大家就四下散去。   我像个侦探一样,想进入他们的世界一探究竟。有些人轻易就能找到线索,有些人却神神秘秘,连照片也不见一张,可见他们的性情大不相同。看见李伟长的照片,我才反应过来在上海一个文学活动上见过,他周到、细心,更难得的是有一种对文学的耐心。那个女孩叫项静,原来也写小说,有天真未凿的少女气息。我真想问问她,那些持重的评论跟生动的创作,两套思维是如何转换的?张定浩给女儿写诗,谈论童话。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气质,仿佛要在这浊世里优雅到老。木叶原来早就以作家访谈知名了,只是为人低调,一手好文字却不为人知,或许正是这样的善刀而藏,让他的文字里有种切金断玉般的脆劲儿?之中黄德海的信息最少,他仿佛卜居在文字后面的隐士,内心却并不散淡。他的眼睛始终专注地望着远方,仿佛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跟他相关。五个人,像五棵样貌各异的树,茂密起来,聚拢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   周一早上,朋友如约来取走这些书。他听说我要去医院复查,提议送我出去。一个月以来,我第一次下楼,竟像个小孩子一样充满了好奇。书放在朋友车的后座上,我不时回头张望,五本书安静地摊开,彩色波点,闪着光辉。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作者系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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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亚诺:)受雇于一种伟大的未知

受雇于一种伟大的未知   木叶 (刊于2014年11月8日《文汇报》笔会)   看过莫迪亚诺不同时期的几枚照片,神色仿若一只迷离的鹿,而在其字里行间却盘旋着一只鹰和无尽夜色。   “很难说清这个敏感男孩的故事。他生在1945年,他的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他的母亲是比利时人。他的童年被各种空缺撕碎了……”《家谱》里的真实渗透在莫迪亚诺的虚构之中。父亲的犹太身份,父辈在二战中的不清不白,以及弟弟的夭折,内化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不断回到这一部分中去。处半夜凉初透女作《星形广场》中,密集出现对犹太人和那段历史的描写或议论,意旨跌宕而复杂,譬如这句,“犹太人的担忧、犹太人的哀歌、犹太人的惶恐、犹太人的绝望……在不幸的境地中打滚,而且还求之不得,要重温犹太人集中营那种甜美气氛,重温 ** 的快感!”此后,他从未间断关注人是如何受制于自己出生的时间和空间,而对犹太问题的思虑也一以贯之,并日益汇入对更广阔生命的探问。   巴黎是个独特的所在,也是莫迪亚诺小说中一个永不退场的“人物”。不过,他笔下的巴黎,并非巴尔扎克意义上的。“街上空空荡荡,是没有巴黎的巴黎”,这是《夜巡》里战争时期萧条的巴黎;在《环城大道》里他写道,“巴黎好比遍布陷阱的幽暗的森林”;到了《地平线》,有人生于巴黎,有人逃往巴黎,“他们可以随时离开巴黎,前往地平线上新的地方”;最触动我的是《夜巡》中的另一句话,“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玉枕纱厨妇”。这些文字是对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的巴黎的抵达,也是对自我的召唤。被占领的城市,可怜的城市,梦中的城市,永恒的城市……相互对峙的心绪中蕴含着一个小说家的敏锐与诚挚。   记忆或追寻,不断在他的小说中升起,像是挥之不去的“副歌”。《暗店街》、《夜半撞车》、《地平线》如此,新作《为了你不在本区走失》也是由一个“陌生”的名字,引向遥远的时光。   有人称他是“我们时代的普鲁斯特”。不过,以我有限的阅读,这是两个很不同的作家。普鲁斯特更相信自我和整体性,相信文本可能已存在于世界之中(譬如蕴藏于一块点心),作家的魅力在于如何除去多余的部分,发现隐含的可能与美,呈现最终的肖像与心迹。莫迪亚诺也会书写个人与整体的相遇,而他更关心一个人如何自证,然后才是试图与世界偕行。在他笔下,“我”也是一个“他者”,不断追寻这个他者的过程,又与一个个新的他者邂逅,他们的记忆共同拼贴出“我”的面貌,这一面貌可能是理解父辈的钥匙,也可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心灵。《暗店街》正是这方面的杰作,失忆的居伊服务于私人侦探事务所,事务所关门后,为了弄清自己的身份,他寻访多人,包括流莫道不消魂亡者、钢琴师、老板和编辑等,人们记忆中的他往往是只言片语,一鳞半爪,斑驳,漫漶,当然也有不少意外收获。最后,他想去坐落在罗马的旧居暗店街2号一趟,小说就此收束。暗店街能一劳永逸地解释他到底是谁吗,抑或一个新问题已然守候在那里?   这令我想起一位瑞典老人意味深长的诗句,“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为生活在现在”。在莫迪亚诺这里,记忆是伟大的,也是幽微的,破碎的,甚至是黑暗而痛苦的。读了他的小说会发现,谁也不要以为自己了解自己,纵是一路追寻之后也未必对自己和世界了解得更多更透彻。当你接近了更复杂而开阔的存在,却也为更广大的消逝和疑问所笼罩。很多确确实实发生过的悲欢离合,已湮没于未知与未明之中。   可能是为了应对这些隐匿的部分,也可能是趣味使然,莫迪亚诺汲取了侦探小说的元素,有时所写人物干脆就是侦探。要害在于,他不会像侦探小说家一样,在最后来一个聪明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大白”。他的作品往往开始于一个谜,结束于另一个谜,其间是延宕,是闪烁。最典型的莫过于《青春咖啡馆》,临了,女主人公露姬的身世和心路即将完全敞开,看似一切都可以收官了,而她却毫无征兆地从窗口跃了下去……   无论是追忆还是探寻,换个角度而言,都是对断裂的关注,人与自身的断裂,人与历史的断裂,莫迪亚诺的笔力所及是无尽的回返与弥合。他“重构”着自我和世界。不少小说的内容貌似很接近,实则不同。正是那些细微的差别,构成了巨大的分野。马克·吐温有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这或可解释莫迪亚诺小说中相似的部分,他尊重历史,并用虚构的文本和宏阔的历史相互辨认。   同时,莫迪亚诺还很明了自身的局限,前辈作家能够创作出大教堂般庄严完整的作品,而自己或自己这一代人,因了社会文化背景、自身根底和耐心之故,“也许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但却是用一些碎片”。《暗店街》里有一个关键意象,我们都是“海滩人”,“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然而,作家就是要追溯这些脚印,这些碎片,将这些瞬间安放于历史长河中最恰切的位置。   除去处半夜凉初透女作里的汹涌起伏,就目前可见的十来部作品而言,莫迪亚诺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喜欢纵横捭阖或立异标新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庞然大物的缔造者。他的不少作品单独看未必极其震撼,但当它们慢慢构成一个序列,就会越来越迸发出自成一体、自具一格的力与美。他善于用简单表达复杂,用过去式触动生活现场,他所创造的忧伤氛围以及对内心的百般检视,无愧于种种褒奖。   这个生于“占领”之后的法莫道不消魂国人,一次次触碰二战的历史与记忆,同时不断书写二战或稍后出生的那代人的青春时期。仿佛有一种罪或创痛,即便你不曾置身其中,它也不会放过你,它断断续续地到来,有如一种遥远的回响,一种命运的纠缠,用莫迪亚诺一篇小说的名字来形容,即,这是一种“缓刑”。   面对日常生活中的遗忘与迷失,面对更为寻常的人生困境,人们似乎很无辜,也很淡漠,莫迪亚诺却总是和自己塑造的人物一同立于这般夜色之中;在战争时期或非常年代,很多人会犯下出“平庸之恶”,有人坦然原谅自己,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避而不谈,莫迪亚诺则是最执着的揭示者和反思者;对于那些我们似乎从未涉足或染指的恶与悲剧,莫迪亚诺始终抱有一份警醒……所有这一切,是因为对人之为人、生活之为生活的敬畏,是因为在文字的尽头,有一个“伟大的记忆”注视着我们,有一种“伟大的未知”考验着我们。类似的灾难和悲剧还会到来吗?如若再次降临,人会略微变好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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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一面

奈保尔一面 木叶 1980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如此这般的标题将他放在封面:“小说大师”。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描绘说:奈保尔拿着一根手杖,坐在田地中间,肩上搭了一件衣服,盯着这个世界。另有一幅照片广为传布,奈保尔和一只白色幼狮在一起,他的眼睛侧着望出了镜头。 此刻,他是被三四个人用轮椅推进会场、搀上讲台,出场方式规定了故事的走向。当发现他的思维变钝,而语言连这样的思维也不足以表达、需要妻子“代言”之时,疑惑与伤感从不少人的内心升起。见面会最后,我问了一个问题:奈保尔先生现已年过八十,写下了多部优秀的、杰出的作品,在人生或者写作上还有什么遗憾?奈保尔似要说些什么,终究是妻子纳迪拉•奈保尔代言:有一个遗憾,就是人生苦短,奈保尔认为一个人一共要有三个人生,一个用来学习,一个用来享受,还有一个用来思考。 纳迪拉还代表奈保尔高屋建瓴地说,希望能从中国之行中得到灵感,也许他能写一部新的作品。奈保尔听了并未说什么,最后,又有人提及类似问题,他到底忍不住了:也许我不能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了,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需要认真体验,需要很多知识,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些。从这话,我感到奈保尔的率真,以及对掌控局面的妻子的小小不满。问题是,她已代言了不少(还将代言下去),出入该有多少呢?事实上,没有人比她更明了,有个人已经老了。 在出席“诗歌之夜”时,被问到“诗歌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奈保尔说:“这问题不太好回答,我都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太大了,我不回答比较好。”众笑。他反问主持人:“你说诗歌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情景,令我想起在《看,这个世界》一书中,他是那么自如,张扬而自如,“大学四年间,我几乎读遍了莎士比亚和马洛的全部作品”。接着,说到当代诗人,他拈出沃尔科特的诗行,“暮色中划船归家的渔民瑞脑消金兽意识不到他们穿越的静寂”。那时的他,才真真是奈保尔。 从传记《世事如斯》看来,奈保尔不是轻轻松松就成为奈保尔的。当年他把《米格尔街》寄给后来摘得首届布克奖的P.H.纽拜,纽拜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上写道:“(奈保尔)缺少需要写得简明的训练,他甚至不能正确处理他的素材……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服了一个出版商将它出版。”无论是他早年的波折还是后来的激荡,无论是“简洁派小说”还是“野兽派人生”,无论是来自论敌的批评还是愤怒的回击,无论是对宗教政治的冒犯还是对文明的反思,无论是“头脑中的性”还是在床上被妓女给认出来……这都是他。 奈保尔来了,奈保尔走了。浏览着人们在上海给他祝寿的照片,我依旧不得而知,这一刻,或者说几天以来,这位曾经的雄狮究竟想到了些什么?《大河湾》中你说,“月下赏急流!”而这一刻,关于你,我已无言。 暮年,暮色,你已力不从心,独立性被削减,甚至不能完全决定自己是否需要或是该如何出现在某时某地,这令人无尽怀想你的流氓嚣张、硬汉睥睨、才情涌荡以及变化多端。 2014年8月18日 附记: 轮椅上的奈保尔。一个月过去,还是会想起他那张久久毫无表情的脸。纵是以看人、看世界著称,如今是被看,被言说。有人原想跟着他再次趋近多种的文明、多重的谜题,终究,草草。这世界,从来不是提问便有回应。欣喜也好,失望也罢,他不像小说的小说,不是虚构的虚构,他的坦诚与毒辣,他和世界的种种相遇,均已在那里。他的“观察”还在继续。 尘世间不会缺少犀利、复杂、冲突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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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情者与反抗者是不一样的——三个路人弹拨《后会无期》的诚与真

调情者与反抗者是不一样的 ——三个路人弹拨《后会无期》的诚与真 2014-08-15 《北京青年报》 他们仨,复旦大学师兄弟,如今又都从事与文学及文学批评相关的专业。所以,他们看韩寒与韩寒电影的角度,既是同行的,也是路人的。正如张定浩的夫子自道:“我们期待的不是就某个话题辩论出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在伐木丁丁的空气中彼此激荡,完成一种精神生活的练习。” 路人甲:张定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文化》杂志编辑,业余写诗和文章。) “韩寒的竞争对手,过去不是鲁迅莫言,如今也不是姜文贾樟柯,而是郭敬明,一直是郭敬明。” 路人乙:黄德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任《上海文化》杂志编辑。) “他用一种优雅而轻巧的方式,设置了反转、再次反转……就这样一点点消解了生活的严肃性,但又不知道消解以后应该干什么,只有轻淡的笑谑和徒然‘在路上’的空洞姿态。” 路人丙:木叶(原名刘江涛。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写诗歌、评论等,也做访谈。2006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之诗歌评审奖。) “我不会因为崔健做演员时演技一般,或做导演时不够卓越,就低估崔健,因为这不代表他的核心才情。” 木叶:有朋友对《后会无期》津津乐道,而我看后,并不觉得是一个“行外人”拍的处半夜凉初透女作,主要是没看到一个“闯入者”可能带有的冲击力。导演貌似游刃有余,而我并无惊喜。不知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张定浩:对我来讲,这是一部有点奇怪的电影。它有一点文艺,有一点黑色,有一点公路,有一点喜剧,有一点情怀,有一点解构,但都不能深究,它既不是一部阅后即焚的爆米花电影,又没法让我像对待一部艺术作品那样审慎地对待它的剧情,我甚至觉得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写文章探讨其剧情的优劣、褒贬其人物的命运、争执其电影的意义,都略显滑稽。我甚至连在微博微信吐槽的欲望都没有,觉得有些虚无,正好也想和你们聊聊。 黄德海:某种意义上,它也许可以被归入“粉丝电影”。只是我们都不算粉丝,当然也绝非“韩黑”,我们充其量只是路人,所以不会有太多强烈的感情。 张定浩:木叶可是写过有关韩寒的文论,也做过他的访谈。 木叶:粉丝,是有一个无形的门槛的。在韩寒和韩寒电影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像是路人吧。对于一部电影的口碑以及票房,粉丝的力量自是大的,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大量路人的意见,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大数据与少数专业评论的叠加和碰撞。今天我们把自己摆在路人的位置上,可能谈起来会更放松,也更直接。 黄德海:或许也是走在平凡之路上的路人…… 张定浩:你是要说,“平凡才是唯一答案”吗? 黄德海:先别忙着讽刺。据说这首歌对有过抑郁经验的年轻人很治愈。想要的太多,得到的太少,这是一代代少年的宿命,倘若能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这本身已经非常不普通了。 张定浩:我哪敢讽刺,只是觉得这个“唯一答案”有一点点鸡精味道,它不是词作者写给自己听的,而是对粉丝的曲意逢迎,它仿佛在说:你们负责平凡就好了,卓越的事情就由我来扛着吧。 木叶:你这不仅讽了,还诛心。我是把歌词看成影片的叙事者和主要角色的心迹:看上去平凡的人也注定历经山与海、人山与人海,所以也就无所谓平凡不平凡,就看一个故事如何被倾听。 张定浩:感觉更虚无了。 黄德海:我们这就说说自己对电影的具体看法。 木叶:整体上,我比较失望,不过这正说明我是有期待的。我以为,韩寒的好,主要是由杂文和一些担当所体现的。而在《后会无期》里,杂文的优点没有发挥出来,缺点却被放大了。影像和文字的特性原本就不同,再加上资本的牵绊、政治的审查以及无形的自我审查,这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韩寒的优势没得到彰显,而弱点被放大了。当然,对于他电影中表现出的文字优点,人们也有些审美疲劳了,而他并无太多长进,满足于那些小讽喻小修饰小文字游戏。我本来欣赏他幽默中的自然感,但是当和人物角色以及性格脱节,再经电影这种载体放大之后,变得刻意而枯燥,比如说苏米那句“从小到大都是优,你让我怎么从良”。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修辞往往担负着推动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重任,这就使得电影呈现一种段子化的形态。这仿佛是一部“写”出来的电影,韩寒还欠缺作为导演和编剧的扎实功力,在影像叙事这条路上,他有一种稚嫩,但是从他的访谈和电影文本来看,导演韩寒又是信心满满甚至很是得意的。 黄德海:我很想谈谈这部电影里的修辞。所谓“修辞立其诚”,有些初学者的修辞,会很生涩,有败笔,有漏洞,但也会因其诚恳而得到理解。但《后会无期》作为韩寒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其中的修辞却并不生涩,相反表现出一种圆熟。其中呈现出各种幽默、反讽、陡转、解构……比如筷子总是夹不起鸡蛋,通信多年的笔友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满怀理想和激情的阿吕可能是个偷车贼,温水煮青蛙的实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但通过这些圆熟的修辞细节,我们却似乎看不到导演对现实哀乐的痛或爱,甚至很难感受到导演有什么诚实的感受要传达,只好说是表现了人生的无奈甚至无聊。但如此笼统又潦草的无奈和无聊感,不就只是一种姿态吗?他用一种优雅而轻巧的方式,在任何一个你可以确认人物的身份特征、道德层级、伦理偏好的地方,都设置了反转、再次反转,甚至在故事结束之后通过观众的联想和推测产生无限反转的可能,就这样一点点消解了生活的严肃性,但又不知道消解以后应该干什么,只有轻淡的笑谑和徒然“在路上”的空洞姿态。 张定浩:是的。它和黑色喜剧又不一样,黑色喜剧里有一些极其严酷的对人生残酷真莫道不消魂相的洞见,而在《后会无期》里,所有的严酷不过是落脚在一个用锅盖盖住青蛙的手势上。又比如电影中苏米的那段情节,导演一方面企图通过触及生活残酷真莫道不消魂相来表达人生之痛,另一方面,又把大众不能接受的残酷与痛都轻松化解。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灵魂上,导演既要让苏米蒙上一层现实的不洁感,又不敢真的让她像现实中无数活生生的妓女和罪犯那般不洁。她是个假妓女,假骗子,或许也是个假人。 木叶:假人倒也未必。他这么不断逆转,可能体现了他所理解的人生之多面、之充满可能。而这种单调、重复而又不彻底的叙事方式,倒着实暴露出他对人世的惨烈和艺术的真实的理解,还不够通透。 张定浩:我们质疑的不是逆转,不是人生多面的可能,而是在这种逆转、在这种掀开人生多面的举动中,他是否在刻意回避掉很多的人生真莫道不消魂相。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郭敬明有诚意。在《小时代》中,生活既是浮华虚假的,又是残酷真实的,你必须有钱有貌,才能活下去。为什么90后疯狂追捧《小时代》,因为年轻一代已经看够了受够了上几代大叔大爷们的虚伪猥琐和道貌岸然。写诗泡姑娘和用钱泡姑娘有区别吗?也许后者还多一点坦荡。 木叶:能触动某种真实,也就意味着有一定的诚意。不过,我觉得韩寒和郭敬明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韩寒及其电影是对抗时代、彰显自我,而郭敬明是顺应时代、满足自我,且不说高下,但毕竟很不同。韩寒及其塑造的人物,未必能抵达更多的自由或是给出更多的光辉,但他们是有骨头的,主要体现为挣扎、挣脱或不甘,无论是故事逆转的苏米,还是讲世界观的阿吕,都是明显的例子。 黄德海: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只是韩寒和郭敬明的外在不同。韩寒电影里没有郭敬明那种被人诟病的拜金,也没有美女如云,但比较他们的内核,却都是展示外在姿态大于对自我的内在审视。不过,即使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我也不认为韩寒有意要拍一个不好的电影—没人会有这样的初衷。他或许已经尽力,只是对自己的局限不自知。 木叶:韩寒曾拈出一个词叫“杀戮”,但他还远未“杀戮自己”。有人认为,韩寒的好,关键在于他的“轻盈”,具体而言就是第一时刻的反应,擅长擦边球,说自己的话,浅白幽默,不像很多人那么酸腐艰涩笨重。但我越来越觉得,他要想走得远,就必须注重精神资源的丰富,但这势必要变得笨重起来,深重起来。然而,只有当一个人的本真性和宏阔的精神资源以及思想视野充分相遇,才可能在一片复杂中别开生面。 黄德海:波兰尼有个说法叫做“支援意识”,意指一个人从其文化与教育中由潜移默化而得的无法明言的东西。人们获得支援意识的来源越复杂、越精微,艺术作品的个性就越多样、越锐利,表现在艺术生态上也才越丰富。之所以说韩寒和郭敬明具有内在的相似性,是因为他们获得支援意识的类别和层次都比较相似,不过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传统的反叛,对自由的崇尚,对人性卑俗层面的彰显,等等,他们都没有真的有意深入理解传统和自由的丰富及局限,最后所谓的彰显自我只能是维持表面上的不同罢了。 木叶:我还是不认同这两个人的相似。但我也一直在强调,韩寒对于自己的局限与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说“杂文就感觉像 ** ,电影跟小说其实感觉就是一段爱情、一段感情”,事实上,他的杂文面向的是一场悲剧或体制问题,总之,有一个可感可触的对立面,而在电影里这些东西被虚化,“生是你的老百姓,死是你的小精灵”这样的歌词也呈悬浮状态,影像文本的魅力也就矮了下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部影片首要的问题,是韩寒作为编剧和导演的能力的缺陷。 张定浩:如果你这样说,那么任何一部拙劣的电影都可以归因于作者能力不够,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木叶:我说的是“首要问题”,此外自是有很多可谈之处。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韩寒最动人之处,是他身上有一种极本真的东西。在很多国人那里,这种本真是被遮蔽的,被压抑的,甚至被扭曲的。查尔斯•泰勒对“本真性”有过富于启发性的研究,他沿着赫尔德的观点指出,“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作为人的方式,那是‘我的方式’。我内心发出的召唤要求我按照这种方式生活,而不是模仿别人的生活。”韩寒是把这种“我的方式”和“作为人的方式”结合得极其自然纯粹的一个人。他天性十足,奴性较少。他展现的是自己深处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生活以及思想。 张定浩:既然提到了本真性,我们且不谈在查尔斯•泰勒的定义里,“本真性”尚且还有方式上的本真性和内容上的本真性的区别,一件事情按照“我的方式”来做,并不意味着这件事的内容、价值和目标也同样可以完全是由“我”决定的,那样会陷入一种非常糟糕的主观主义。这个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单说你这里讲的,我恰恰认为他展现的,一直都是别人的思想,他是以一种“本真”模仿者和代言人的姿态出现的,而非“修辞立其诚”的创造者。韩寒的竞争对手,过去不是鲁迅莫言,如今也不是姜文贾樟柯,而是郭敬明,一直是郭敬明。这从韩寒团队在《后会无期》票房超过《小时代3》之后的欢欣鼓舞中,就可以略窥一斑。《后会无期》,与其说是韩寒与时代的对抗,不如说是韩寒与时代的调情。这种调情大概从片头的《东极岛之歌》就开始了,“生是你的老百姓,死是你的小精灵”,它撩拨到你一点点敏感的神经,旋即又松手,最后总是“向前走,就这么走”……一路上遇到三个女孩,按照韩寒的说法,友情、爱情、亲情,全都隐喻到,但又怎么样呢?一个作者在作品中撩拨到尽可能多的主题这并不高明,高明的是在每个主题上探索的深度。但这也正是调情者和反抗者的区别。 木叶:我对有反骨且在言行上有所抗争的人,以及在逼仄空间内给出某些建设性言帘卷西风论的人,持有必要的尊重。是不是没成为烈士,就不过是“调情”呢?战斗也是需要智慧的。韩寒更多的便是在第一时间所体现的智慧,还有就是他巨大的影响力也使得他“可以”说一些过分的话,但是,他至今还算不得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和革莫道不消魂命家。从《三重门》、《1988》等来看,他对小说艺术没什么很独特的发现;就《后会无期》而言,他在电影艺术上也有些未必高明的“任性”。我看到他对自由和自在的向往,也看到他的抗争,但是他的影像叙事是无力的、浅尝辄止的,最终我看到的是一群无根的人。不免令我觉得,编剧与导演本身也存在无根的危机。在艺术面前,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深度与境界。天赋是一方面,修养是一方面,取法乎上的不懈追索才是汇通并升华这二者的关键。 张定浩:我和你的观点差别在于,你始终觉得韩寒在艺术上是值得期待的,一部相对平庸的电影处半夜凉初透女作并不影响他依旧饱含智慧和担当;而我一直觉得韩寒在艺术上是不足观的,他根本没有什么艺术上的追求,他不过和郭敬明一样,是精明的商人,平凡的作者,一部烂电影只是让我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看法。 黄德海:我觉得我们的讨论似乎陷入了某种僵局。在这个僵局里我们看到,即使是都对一个电影失望,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失望,而这失望又牵连着我们对此前的韩寒的判断,也牵连着我们各自的立场。这种僵局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路人,我们似乎应当客观,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客观。我们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只能说出自己有能力说出的话。不过这或许不是坏事,如果我们在谈论一部电影的时候不只是谈论电影本身,还通过讨论甚至争论借机检查了自身的立场或成见,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改掉一点我们自己洋洋得意的自以为是,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收获。 张定浩:说实话,如果说在这次谈话的开始我有些虚无,那么现在我则又多了一些沮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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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的东西减少,人造的东西增多

神造的东西减少,人造的东西增多 木叶 美国散文家约翰•巴勒斯说,有的人把自己像种子似的播撒在土地上。我想,苇岸便是这么一个人,一粒种子。 是《瓦尔登湖》改变了苇岸,这不仅指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更关键的是,他的生活和自然真正相遇了。在梭罗看来,文明改善了房屋,却没有同时改善房屋中的人。梭罗的思考与践行,均指向生活的意义,自然与人类文明、野性与社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更高的和谐。再加上诸多作家作品和岁月的洗礼,苇岸的文字越发趋近大地的美学。 苇岸曾表示对工业文明感到悲哀,并有所抵触。事实上,他并不是无视城市的意义,以及现代文明和科技向上的一面。而现代精神,也理应包含对现代文明中负面部分的审视。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隐退,“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莫道不消魂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神性消减,自然在远去,那些耗损甚至毁灭人类的因素不断到来。他心性柔软,葆有一种在这个时代更可能萌生也更可宝贵的、与万物交互的慈悲,向往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