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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诗意何处栖居——“当代诗”的正名与反思 (《上海采风》)

今天的诗意何处栖居 ——“当代诗”的正名与反思     《上海采风》2010年12月 采编/刘莉娜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2010年10月19日晚上7点,“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武汉市纪委帘卷西风书记车延高的诗歌《向往温暖》位列诗歌类获奖名单之中。然而就在当天夜里11点16分,一位网友便在其新浪微博中发表一则名为《“梨花体”后“羊羔体”?》的短文,对诗人和诗作的水平提出了质疑,被点名的就是这首《徐帆》。此后“羊羔体”一词不胫而走,一时间把“鲁迅文学奖”和“中国当代诗”这两个几乎已经被边缘化到无人问津的事物推到了风口浪尖,网友纷纷模仿“羊羔体”改诗、编诗,更有网站推出“写诗软件”,网友只要随意填入时间、地点、名词、动词等“关键词”,软件就会自动生成一首诗……然而文化狂欢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荒凉——从精神的角度来讲,人类是离不开诗歌的,诗歌自诞生以来就是人类心灵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用上海诗人陈东东的话来说,它“既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方式”。然而今天的诗歌显然既不及众亦不高贵,它早已停止了自由的吟唱,甚至只能以反讽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诗歌一次次以这种恶半夜凉初透搞的形式引起外界的一点点无聊的关注,每一次进入公众关注的都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的诗歌事件而非诗作本身——从“诗歌公约”、“梨花盛开”、“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诗诵”、“兆山羡鬼”到今天的“羊羔体”,无一不是由诗歌的外部活动和形式化特征而引起的“诗之外”的文化声讨。难道说这就是当代诗歌苟且生存的唯一面相了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寄希望于当代诗歌能够以自身经验的创造性或前卫性去唤醒集体经验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化权势、殖民话语和集体经验的深层发生碰撞,从而达成与公共空间对话的可能。而如今,当代诗还有希望承担起这样的功能么? 今天,本刊汇集了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多位诗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多有另一个或高校任教或文化单位任职的“正式身份”——他们的年龄纵贯60后、70后和80后,他们的经历连起来几乎就是当代诗从兴起、兴盛到衰败的整个三十年,他们的探讨也许可以带领我们更接近这个如今已神秘、高贵不在的文体——诗歌。     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再别康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 从新月派到九叶派再到朦胧派,中国现代诗一度辉煌繁荣,风骚独领,名家辈出。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起现代诗,竟猛然有了萧索之感。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但中国诗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凋零衰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厌弃诗歌。近几年来,90%的文艺刊物不得不压缩诗歌版面,100%的诗刊面临滞销。而书店里的诗集,据说能够完整通读它们的只有三个人:作者本人、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 本应百花争艳的诗歌园地现在为什么如此荒芜?诗歌、诗人为什么到了如此尴尬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人思考。   本刊:请谈谈你们眼里的当代诗,以及当代诗的现状。 陈东东(诗人): 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造,在这个时代,是一项少数人的事业。这个时代的人类以及整个人类,像曾经的那样,有赖少数诗歌精英去为之修复、去为之重新发现和发明诗情、诗意、诗的语言。我愿意把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造比作一种美的纯数学,那几乎是不为绝大多数人类所理喻的神秘和神圣,并且不可能立即直接地为这个世界的生活所用。说这种诗歌创造在当代,尤其在这个时代,是冷落的和边缘化的,好像也并不错。但是,须知,作为一种普遍人性的诗歌之应用,就像每个人都需要的算术,就像物理学、化学、经济学里的运算,总也离不开纯数学原理;人们的写作,文学的、非文学的,人们的各种艺术行为,乃至建筑、装修、设计、广告、展览、时装、化妆、旅游等诸多方面,实则统摄于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造所提供的诗意原则。如此说来,当代诗歌依然在一个中心位置。当代诗歌最优异的部分,或正有所谓“高处不胜寒”的处境。当代诗歌以其清辉照耀着这个世界——当代诗歌在对这个时代讲话。当然,造成“高处不胜寒”之现状的另一部分是,对诗歌创造有意识的响应过于稀少了,合格的读者,过于稀少了。   姜涛(诗人,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很多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写诗的人,对之前的诗歌,可能都是通过某种“不同意”的角度去参与进去的。从整体上看,这个“不同意”恰恰是当代诗歌乃至当代艺术最初分享的东西,这包括北岛一代,也包括后来的第三代诗人们,这种“不同意”构成了思想上的气质和结构,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和凝聚力。思想解放的一个含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制,诗人、艺术家的“不同意”暗合了这样一个过程。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的确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诗人们表面的“不同意”实际上已变成了深层的“同意”,或者说诗歌写作慢慢地受制于新的结构并默认了它,我想这样的变化造成两种不同的诗歌气质。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诗歌拥有一个共同体的话,九十年代之后这个共同体似乎变得更稳定了,诗人的自由感更多了,没有人去干涉你写什么、怎样去写,但实际上共同体的感受变得更稀薄了,写作变得更孤立了,你和他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同意”或者“不同意”也没太大区别。   余旸(诗人,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获2007年刘丽安诗歌奖):我现在在北大。一直以来北大有写诗的传承,现在有些青年学子也还要写诗,还在写诗。相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诗歌有所衰落,但还是不停地有年轻人加入。但是这个加入,我感觉性质有一点点变化。这种性质可能代表一种整体趋向:我觉得写诗正在变成一种业余社交活动,就像打乒乓球等类似。诗歌在这里,甚至可能是交换关系,交友途径。但也许是我自己的误解。 而就当代诗歌而言,恰恰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当代诗歌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拒绝将诗歌当成一种趣味和情调,在理想的意义上,它应该成为刷新语言、改变经验结构、创造新价值的一种力量。   冷霜(诗人,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我自己写诗是从90年代初开始,写了一段时间后,觉得逐渐把握到了当代诗歌写作的脉络,感觉到有一些新的写作观念、意识正在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氛围,参与其中,有一种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当时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是为我们一些朋友共同办的一份诗歌刊物写的,其中提出一个概念,“当代诗的传统”,就是认为,当代诗从80年代开始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传统。从80年代到9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诗歌观念,包括诗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诗歌语言的看法,修辞的技巧,这些东西好像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稳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写就可以。我现在反省,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过于乐观的地方。今天看来,从对整个新诗的一个更纵深的角度,我发现新诗从一开始就一直是处于危机的状态。这个危机不仅是说包括它在内的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要承担的功能,而且新诗怎么认识自己,也一直是在一个危机的状态中,不同时期这个危机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新诗的活力也正是在应对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在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中释放出来的。新诗史上的不少争论,都可以放在这个视角上来理解。也就是说它必须非常敏锐,不断地要调整自己的起点立足点,使这个立足点和自己所处的语境中有一个契合。而80年代的诗歌和新启蒙思潮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放在这样一个危机意识的脉络中去认识。因此,回头再看,我今天可能要修正的地方就是,如果当代诗有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不断地将自己重新置于危机的意识之中。   树才(诗人,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对于当代诗的困难,我看到有人对九十年代那个十年和新世纪的十年做过比较分析。我觉得现在十年的困难都是九十年代激发出来的,新的十年对我来说有一种始料不及的态势,这种态势首先是整个世界格局里文化的追求普遍遭受资本和物质的压抑,中国的国门被前所未有地打开了,我们一下子明白了其他国家的诗人是怎么生活的,其他国家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境况。而中国整个社会的境况也被变本加厉地反映在诗歌里面,写作成了生产化的东西,要被当做产品去出售,写作就失去了耐性;而批评也不同程度地被贬低为仅仅是发现一个现象然后把这个现象价值化。我觉得,批评在诗歌里面的功能不应该是一种社会化的东西,应该是对诗歌本体的一种研究,或者说帮助读者展开诗人与诗作之间的阅读空间,研究诗歌本身的功能。   臧棣(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对1990年之前的新诗,评价不算太高。但我认为,说新诗历史上没有产生过大诗人,那是胡扯。卞之琳就是大诗人。看不出来,或不承认,那只能说明我们的现代诗歌史的建构和尺度有问题。1980年代以后这30年的当代诗歌写作,我的评价很高。不过这也是相对新诗的历史。“进步”这一话题不适合指示诗歌艺术自身的进展。比如,很难讲一个在1990年代写作的诗人,就比卞之琳写得好。但确实可以这么说,当代诗歌的文学能力在整体上比新诗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胜出几筹。诗人处理题材的能力,诗人对语言的自觉,当代诗人的文化视野,比起新诗历史上其他时期的诗人的表现来都要好一些。诗歌文化是一种孤独的生命文化,也是一种秘密的审美文化。当代诗歌对我们关于生命的人文想象尽到了责任,这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诗歌对生命体验的自我超越这一对象讲话,它不对大众的文化消费习惯讲话。 说到大众对诗歌的冷漠,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诗歌的边缘化是一个事实,但即使是在这一事实中,如果去深入调查,而不是用笼统的整体主义视角去简约诗歌和公众之间的联系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诗歌的。只不过这种喜欢是以隐秘的私人的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现代诗和公众生活的隔膜,不是中国新诗独有的问题,这一现象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现象既不能说明诗歌出了问题,也不能说明公众有错误。要怪罪的话,还是要谈到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的建设问题。没有好的诗歌文化,就不会出现良性的对诗歌的接受。我觉得,媒体其实可以做点事情。可能拿出一定版面来定期地持续地刊登一些当代诗歌。不能总是每到一个特殊的日子,就说公众漠视诗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热爱诗歌的。朦胧诗之后产生的好诗,远远超过了新诗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茱萸(青年诗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汉语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边缘化”的说法首先源于对诗之“地位”的一种预设或预期——它应该是如何的,这种“如何”则是往往基于某种外在的评价标准的,譬如众口声传、言志载道等等;其次则根植于不同时期诗之“地位”的比照,人们最喜欢提的例子便是,唐诗宋词曾并一直如何如何家喻户晓,20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受着如何如何众星捧月的待遇之类。这两个问题点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即:诗歌曾经“中心化”过。(“祖上在五百年前也曾阔过”?)但这种“中心化”是诗歌所需要的吗?或者,用上面所提到的说法来表达,是诗的“自然”、“最好”与“诗应该是”之所是吗?而第一个问题点其实是传播的问题与工具化的问题,它们合而为诗歌的文体独立性问题。诗歌文体独立性问题,也恰恰是连接上一段所言的两个问题点的关键之处。中国古典诗歌曾经有这样那样的辉煌,“新时期”之初诗歌的平民化倾向多么强烈,八十年代的新诗有着这样那样的荣耀,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附庸蔚为大国”——诗丧失了其本然形态而被政治、时代潮流和习气所牵引,成为它们的附庸。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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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任何一个概念或主义都不能撼动我 (专访)

张翎:任何一个概念或主义都不能撼动我 (专访) 《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18628/       木叶: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文学萌动吗? 张翎: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上小学一年级,自己还不懂什么叫萌动,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看图说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文字还不够写作文。有一幅画,是早上起来小朋友看到一辆车,然后去帮那个人推车。老师把一个个孩子叫起来叙述图里面的故事。很多人都会说,小朋友看见这个老大爷推车,如何如何。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早上起来,天边有一轮红红的太阳……”老师非常惊讶,他说没有一个刚刚开始识字的孩子会先来描述景色,所有人的兴趣都在事情跟人上,唉,这个孩子真奇怪,将来可能当作家。   木叶:那么,处半夜凉初透女作是小说还是散文,发在什么地方? 张翎:是发在袁敏老师所在的《东海》,它是浙江省的一个文学刊物,文瑞脑消金兽革的时候,它改了名称叫《浙江文艺》,我大概是在1976-77年间在上面发了第一篇小散文,名字叫《雷锋颂》,有点像快板,有点像口号。   木叶:二十岁? 张翎:差不多十九、二十的样子。这是我第一篇化成了铅字的文章。在2001年,我受邀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做一个讲座,在图书馆的馆藏里面发现了这本杂志。当时很震撼,感叹文字生成的方式是很随意的,也是自由的,但是它的流传方式是如此残酷。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创造一篇东西的过程是很随意的,自由的,脑子里怎么想都可以。但是一旦它凝成文字,它的流传方式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学到的一门功课是下笔小心,现在看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稚嫩)……   木叶:1983年毕业于复旦,离开大陆呢? 张翎:86年。   木叶:人世变幻,我在想,你是不是小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志向说要以文为生? 张翎:没有想过以文为生,为生这个事是很深入的考虑。我的考虑就是长大了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木叶:但是,从1976-77年开始算,到后来的第一部长篇《望月》(1998),跨度20年,其间的作品很少。 张翎:我没有写。很小一直是想当作家,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梦想和现实之间隔了这么长时间。我在国内时没有写的原因是,我大学进了外文系,当时文瑞脑消金兽革刚过没有多久,家里人对于 ** 的那种恐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都不赞成我念中文系。他们都愿意我去学医。最后我很感谢上帝,我没有去学医,否则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作家,多了一个庸医。妥协的结果是我不去上中文系,也不去学医,我去读外文。当时自学外文很多年了,所以我以浙江省外文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 复旦四年,知道自己通往外边那个广大世界唯一的途径是知识,所以认真读书,把作家梦先埋起来,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掏出来的,但是哪一天我并不知道。 没多久,我就出国了。我老拿洗碗来做比喻,我在家里洗碗,常常会把灶台旁边的桌子都擦干净,所有的外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来洗碗。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我不想在还要为下一碗饭在哪里(而奔波)的时候,考虑写作。我一定要把我的外围先预备好。出国十年之后,生活安定下来了,我才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   木叶:说是这么说,但我感觉其间是否会焦虑,难听的话是挣扎? 张翎:那是肯定的。那个挣扎非常厉害,我会诅咒自己:还不坐下来,再不坐下来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发表是在98年,四十岁了,应该说是起步非常晚的一个作家。最后《望月》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十年,表面上你好像浪费了一份大好的创作时光,但实际上让你所有的焦虑和表层的感受,都得到了理性的沉淀。所以我在写《望月》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心平气和的状态。我认为心平气和对于作家来说是最适合的。   木叶:所谓淡定。那么,有没有一个作家是能给你一个推动力的?因为像练武的人,如果20年不练的话就废掉了。 张翎:我根本还没有进入那个门。前面零零散散地写了一些,发表一篇两篇作品,非常少,没有成为一个持续性的系统性的写作。真正持续性的系统性的写作始于《望月》。 我的阅读范围相当广阔,在年轻时候阅读的都是经典,那和我的学历有关。后来开始就比较杂了,现当代的都读,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眼界越来越高。但是并没有某一个人给我文风上、写作本身上的具体激励,没有。我非常敬佩的有几个人,一个是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我对她的作品本身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对她的日记非常感兴趣。在那个时代,她是为数很少的几个活着的时候成大名的人。她有一天在日记里说,她申请加入伦敦的Writers' Club,结果别人回信告诉她,这是男人的俱乐部,女人不能参与。想想伍尔夫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一个女人要书写,要有独立的人格,多么难。   木叶:所以她说要有一个自己的屋子,书房…… 张翎:这是她比喻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的书房,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生存的空间;她说有多少英镑的收入,是讲经济上要独立。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争取自己人格和心智上的独立是很艰难的。过了不久,伦敦大学邀请她来上六堂课,这是当时在男人世界里面一个女作家的绝对的胜利。她在日记里面几乎有点孩子气地记下:今天发生了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谁谁邀请了我,更高兴的是,我拒绝了(大笑)。这一类的故事非常激励我。这一类的女性在我心中有很崇高的位置,并不是说她不爱男人,她爱她的男人的同时她还争取有自己独立的思维空间,以及经济空间。     木叶:我看华师大出版社推出的你这几部作品,属于那种看不出技巧的技巧。86年,大陆先锋文学正当时,后来到加拿大或者美国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到看到先锋派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思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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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写作就是寻找并冲撞“柏林墙”(专访)

叶兆言:写作就是寻找并冲撞“柏林墙”(专访)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10年7月A期       有个莫言,有个兆言。前者,是拆了自己原名中间的一字:谟。后者,则是源自母亲之姓姚的一半,以及,父亲之名中诚字的言字旁。 连续剧《马文的战争》,影响不小,却未署原著作者叶兆言之名。终究,叶赢了官司,却也扰了心绪。接下来,他的长篇新作《苏珊的微笑》,又被聪明人引进了“小三”的地雷阵。 他是叶圣陶的孙子,父亲亦是名家。人们一直这么谈论着其家学及承传。忽然,传闻叶兆言不是叶圣陶的亲孙子,系领养。实则,他在书里早已写过,然细读过的人不多,至少我很惭愧。今年清明,在杭州,他言及此事,瞬间又成了“新闻”:“叶兆言自曝是革莫道不消魂命烈士后代不是叶圣陶的亲孙子”。跟我讲起此事时,他的语气与心气,很莫名,很乏味。 早在《记忆中的文瑞脑消金兽革开始》一文里,叶兆言便记述了小造反派的话:“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对九岁的叶兆言来说,一切实在太突然:幸福的家庭被抄,原本最亲最近的人变成了反革莫道不消魂命,旋即又被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二十几度春秋掠过,在西湖附近,叶兆言得见生父的墓碑,无言悲喜。 人生有时比小说还小说。 他坦言“被包养”,他是江苏省作协副主人比黄花瘦席; 他直言“江郎才尽的恐惧像狗一样追着我”,他是文坛宿将; 他说“没什么人读我的书”,我说,并不是这样吧。 仅这半年以来,除了长篇新作《苏珊的微笑》,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三卷(人民文学社)、非虚构系列四本(上海书店)、长篇六部(上海文艺社)渐次新版……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阅其人与读其文的感觉,很是不同。面前的他别有一种快意,而字里行间伏着一颗“陈旧”而辗转的魂灵。       关于《苏珊的微笑》     木叶:《苏珊的微笑》里的主人公杨道远不愿和高位截瘫的妻子离婚,这让我想起了张爱玲《金锁记》的曹七巧,她嫁了一个残疾人。 叶兆言:主要还是巧合,一个故事是会演变的。最初的源头只是想研究残疾人的性问题,不是我自己写,而是八十年代刚进出版社要编一个赚钱的书,韩东的哥哥李潮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个朋友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他跟他说过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用这些素材写一本叫《精神失常》的书,也包括精神病人的性,其中也有一个截瘫者的性问题。我还认识一个南京很有名的性学教授,也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最初只是想让那个人写书,觉得这个选题可能会畅销,后来他没写,而这件事对我却有影响。为什么我不能试着写篇小说呢? 木叶:这个小说,我感觉是在讲人的天性。苏珊好吗、坏吗?洪副省长有些地方可取,她就跟他走了。后来遇到一个更好的人,她就跟这个人走……她以她的天性跟外界应和着。 叶兆言:表面上看,可以这样理解。现在已经拖到“小三”的雷区里了,事实上,如果她很甘愿做小三,她想明白了,不要那个名分,她可以活得很滋润。如果她想转正,她也可以得到……关键是她没有目标,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也许她在洪省长那儿得到的更多是刺激,一个男人的权力确实是一种 ** ,它有一种天生的魅力。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她和现在的男人(杨道远)有了爱。她这个本来没有目标的人,像一列行进中的火车,本来没有什么终点问题,反正就是走嘛,突然有一个美好的东西加了进来,就是爱…… 木叶:爱也是有代价的,往往代价更加惨烈。   叶兆言:就像很多美好的东西一样,爱有时候也会走向反面,变成另一个不好的东西。这就是过分的嫉妒,嫉妒会像癌细胞一样,刚开始只是一点点,后来就不可收拾,已经成为晚期,这个在男主角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我要一再强调,这是一本谈嫉妒的书。 木叶:保姆小艾给高位截瘫的张慰芳洗身体时,第一她觉得这个女人很高贵,又完美又漂亮;第二她很自卑。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小艾有一种盲目的冲动。 叶兆言:她们两个优势互补,一个没有健康一个有健康,一个没有美丽一个有美丽。 木叶:一个有地位一个没地位。不过,我觉得这个作品不过瘾,好像一拳打出来,没有拧转一下,或者勾一下,只点了一下就拉倒了。 叶兆言:这有几个原因,我不愿意把这样的关系都用尽,就像一场球赛一样,这个篮这样投就行了,没必要在这场决赛中始终把这个动作发挥尽。我必须保证重点,有些事点到为止,这毕竟不是一本谈同性恋的小说。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你看到的就是标准的冰山。这其实也是我的写作风格,宁愿不足,也不能过分。有些描写,你可以谴责我偷懒,但是我真写了,你一定会觉得更糟糕(笑)。 木叶:最后,小艾回家为母亲奔丧,苏珊主动请缨来照顾张慰芳(包括为她的下半身换纸尿裤)。三个人就住在了一套房子里,苏珊即便和杨道远住在一个房间,也不会答应他的求欢。   叶兆言:有一些东西不去写,空间特别大,很美,到此为止就行了;如果继续写下去,就会显得多事,就显得特别苍白。 木叶:小秦偷玉枕纱厨拍洪副省长和苏珊的照片,叶先生你是否关注了“艳莫道不消魂照门”的某种影响? 叶兆言:没有。我想反映的只是一个普通男人对权势的仇恨,他并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一定要得到这个女人,而是仇恨权力。是愤青的感觉,你的权力能是 ** ,我人肉炸弹也可以炸你一下。真没有艳莫道不消魂照门的意思(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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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华:香港人为什么现在没自信?(专访)

林奕华:香港人为什么现在没自信?(专访)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10年2月A期     林奕华。非常林奕华。 他是“进念•二十面体”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离开较早的一个。 作为一名同志,他还是这一殊异称谓的命名者。不过,于此尚有一段悬案。 他,是以祝英台为精神偶像的。少年懵懂时,便曾把高年级的师兄张国荣比作罗密欧,甚至跟踪他。后来,远走异国,曾在夜半给黄耀明打一通对方付费的长途,仅仅因为自己忽有所思。 与林生的再度谋面,是09年的最后一天,他自己也没想到将这么度过。舞台剧《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在上演,系列书《等待香港》的第三部将在春日出版,名叫《我与无线的恩恩怨怨》。 十来岁时,他起劲地看《窗外》。把他从琼瑶那里解救出来的是张爱玲,劈头便是《心经》,奇人逢了异情。后来还改编排演过。而今他已编导剧目达47部,自认都是一部戏:关乎一个小孩在大人的社会里撞见诸多不自由,于是问道为什么是这样? 在越来越多的北上的人里,他对香港的批评与审视是显而易见的。 于他,香港是一座孤儿院,大陆又有如一个江湖。林奕华之非常在于,依旧行色匆匆,依旧入世,翻译内心,与时代对话。           “这10年杜琪峰最多地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年轻人,而不是陈可辛,也不是王家卫”     木叶:我们先从电影谈起,你的《等待香港:香港制造》一书中说,在好莱坞,成龙是“中国来的会功夫的查理•卓别林”。成就有这么高吗? 林奕华:跟高不高没有太大的关系。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后花园了,在外国人心目中也是一道风景,这道风景有时候需要被翻译,我们完全是在文化符号的故乡翻译——这也可以说是互涉文本的时代。当我看《三枪拍案惊奇》预告片时,我说这是一部外国人看得比中国人可能更爽的电影,有很多张艺谋找到的如何向外国人翻译的中国文化特色,但又是建立在外国原著剧本的基础上。这种翻译最大的意义是帮助消费文化产品的人,找到一个角度。   木叶:回望这10年,或者20年以来,为香港电影注入活力或鲜血最多的导演是谁,陈可辛、王家卫…… 林奕华:我觉得是杜琪峰。我觉得他的电影表面上是在讲黑瑞脑消金兽社会,但是他对电影本身很有兴趣。我常觉得杜琪峰在电影语言上有探索,以及电影怎么样培养作者的风格,从某一角度讲,他没有那么去想观众最爱看什么。 他没有用传统的说法来说黑瑞脑消金兽社会。 这10年杜琪峰最多地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年轻人,而不是陈可辛,也不是王家卫。王家卫的时代过了。 对我来讲王家卫是一个综合体。我不认为王家卫只是一个人,我觉得王家卫就是张叔平,就是杜可风,就是那些配乐,就是他挑的那些大明星……王家卫经常把很多东西弄在一起变成一种大家对王家卫的期望,如果今天王家卫不用张叔平这些人,他还是“王家卫”吗?所以他是一个品牌,不是一个人。 木叶:你说过,王家卫是把香港电影从神经质带到了虚无的第一人,这个虚无是什么意思? 林奕华:什么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什么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东西都好像只有当下是有意义的,但是你永远抓不住这个当下。他很多电影讲爱情的虚无,这种虚无通常来自每个人屈服于自我压抑。所有王家卫电影谈的都是压抑。但是这种压抑是美学上的压抑,而不是去深入探讨压抑本身。因为一个人不会生下来就压抑,压抑一定会有社会的,有时代的,有很多的(因素)。       “香港电影或香港很多文化搞成现在这种样子,是因为香港人不尊重女人”       木叶:这些年有一个说法,认为香港电影死了,在走下坡路。 林奕华:香港电影或香港很多文化搞成现在这种样子,容我大胆的推论,是因为香港人不尊重女人,也不(懂得)爱女人。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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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张爱玲是个尚未完成的文化工程

马家辉:张爱玲是个尚未完成的文化工程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12月C期 总是说家国、国家,于此感触最深最久的,张爱玲可算一个,很多人都看在眼里了:国有难,家有变,家国易色辗转,无不软绵绵地硬生生地牵扯到她。纵然远居美利坚,亦不能幸免,只消区区几个字。 时日越久越可能公平。《小团圆》和《重访边城》相继归来,接下去还有《易经》、《雷峰塔》,与书信…… “当年我迷张爱玲,恨不得把自己改名为马兰成。”马博士家辉是一个经久不息的张迷。往往,亦会被误读为胡兰成的粉丝。 实则,始初,他是狂士李敖的追随者。且有专著。“比李敖更了解李敖”,实在是典型的李敖式赞语。 这一路,马博士是如何走来的,对张氏其人其文生前身后,又有着怎样的一如既往或闪转腾挪? “假如张爱玲的东西是峨嵋派的话,(十六七岁的)我对少林派的功夫更感兴趣”;“从某个角度看,张爱玲是很‘情玉枕纱厨色’的作家”;“《小团圆》的严谨结构必须读两三回才容易看出, 张小姐显然是在跟自己昔日的写作方法决裂”;“王家卫是影像版的张爱玲……” 到底,马博士是一个在张爱玲迷宫里走不出来的读者。 悲观的声音隐约:大家不过是在“消费张爱玲”。问题在于,无人主动或被动消费的东西,其生命许也就断了。终究,所有文化都暗暗渴念着,抑或身不由己地,被商业化。因其华丽,才会有虱子,有热闹,有苍凉,有一炷香,和另一炷香……   “如果张爱玲爱上的是一位年轻男子而且不通文墨的男子, 才值得特别关注和探索” 木叶:“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以马博士的心理学专业水平,怎么看待那个年龄的张爱玲和她此后的走向? 马家辉:她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她母亲对她来说是那么冷,当然换一个角度,她母亲是那一代的新女性,不会随随便便嫁给一男人就死掉,(而是)不合就离婚,要追求自己的东西。这让她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敢于独立。你是天才是一回事,你是天才而敢去追求你的天才梦又是另一回事。张爱玲讲过另一句同样有名的话:世间的所有事情,只要我写出来,一定会有人懂,就算今天没有,以后也一定会有人懂。她对写作这回事是这么有信心,她母亲的影响肯定是有的,是追求独立、追求梦的这种坚持。 父亲打她,打得很厉害,把她关在房间里。另外,除了很具体的把她关起来以外,她父亲代表了中国男人的不长进,没有文化,吃喝玩乐,嫖赌饮吹,等等,是旧时代里面的旧男人。 木叶:不过从反面来看,这是否也会催生出张爱玲的早熟以及视角的不同,我记得阿城说过一句话,张爱玲是发掘了人性恶的一面。 马家辉: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人的童年充满不幸,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写作),多少作家写了社会的光明面,鼓励向上。就像弗洛伊德说的:我研究心理学几十年,后来发现当心理学家几乎是一桩不可能的事。人跟动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动物生出来一天两天就成长了,会走,会独立,人就很糟糕,要多年才成长,在这个过程里面什么样的因素都有,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了。 她的作品里面,的确不断重复出现对于一些细节的描述,像父亲怎么虐佳节又重阳待她,母亲怎么abandon,遗弃她,放弃她,假如一个作家不断重复写这种被遗弃的感觉,表示这对她的影响蛮大,我们只能说有这些线索,有这些可能,(但)很难说因为有A所以有B。 我们看《小团圆》,与其说是对胡兰成的报仇、报复或平反,不如说从头到尾都是她对母亲的纠缠,爱与恨,一方面想报复母亲,可是到最后又理解了母亲。 加上李鸿章、张佩伦,他们的没落,对她一定是有影响的。 木叶:“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有人议论,张爱玲孤傲,却亦不过一个小女人。 马家辉:首先, 在恋爱中的女人, 通常难免变成“小女人”。女人嫁给丈夫, 中国人惯说是“下嫁”, 但其实女人很难愿意“下”嫁的, 女人的嫁, 其实总是“上嫁”, 都倾向找一个在某些方面比自己强的男人才肯出嫁。其次, 丈夫比妻子大十来岁, 这不但在民瑞脑消金兽国年代, 即使到了这个年代, 以至在古今中外, 不都是普遍的事情吗? 难道所有女人都欠缺父爱? 不见得。在这方面, 张爱玲绝对不是例外。至于跟一个已婚男人谈恋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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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论不是想让作家成为敌人(顾彬 刘江涛)(一直发不出来,属于不敏感的敏感)

http://www.xinpiping.com/?p=369 我的评论不是想让作家成为敌人 (顾彬   刘江涛) 《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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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离天空近了,离地远了

张翎:离天空近了,离地远了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9月A期       在故事中停顿一秒或一生。 她的故事里有历史的隐痛与玩笑,有在路上的风尘与电闪。 她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家,回到母语,回返此时此刻的土地。 六卷本的张翎小说精选出版。对面灯下的她,细腻,果决。 生于杭州。随父母到温州。求学复旦。闯荡北方。远赴加拿大、美利坚,分别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不惑之年长篇处半夜凉初透女作才问世。仅两三年后,莫言便预半夜凉初透言,张翎终究会成为海外华语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不知不觉间她得奖一箩筐。但是,直到传闻冯小刚《唐山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据其《余震》改编,她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这流转本身,就是俗世的一个现实主义文本。 不寻常的是,她搭了电影的车,对中国电影还直言不讳。         “我会诅咒自己:再不坐下来就没有时间了”     木叶:从1976-77年发表处半夜凉初透女作开始算,到第一部长篇《望月》,跨度20年,其间的作品很少。 张翎:我没有写。我在国内时没有写的原因是,我大学进了外文系,当时文瑞脑消金兽革刚过没有多久,家里人对于 ** 的那种恐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都不赞成我念中文系。他们都愿意我去学医。妥协的结果是我不去上中文系,也不去学医,我去读外文。当时自学外文很多年了,所以我以浙江省外文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 复旦四年,认真读书,把作家梦先埋起来,总有一天我会把它掏出来的。 没多久(1986),我就出国了。我老拿洗碗来做比喻,我在家里洗碗,常常会把灶台旁边的桌子都擦干净,所有的外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来洗碗。我不想在还要为下一碗饭在哪里(而奔波)的时候,考虑写作。我一定要把我的外围先预备好。出国十年之后,生活安定下来了,我才坐下来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   木叶:说是这么说,但我感觉其间是否会焦虑,难听的话是挣扎? 张翎:那是肯定的。那个挣扎非常厉害,我会诅咒自己:还不坐下来,再不坐下来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发表是在98年,四十岁了,应该说是起步非常晚的一个作家。最后《望月》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个十年,表面上你好像浪费了一份大好的创作时光,但实际上让你所有的焦虑和表层的感受,都得到了理性的沉淀。所以我在写《望月》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心平气和的状态。我认为心平气和对于作家来说是最适合的。     “用英文写作是极大的诱惑……但是有了至爱,我就不能选择次爱”   木叶:我看华师大出版社推出的你这几部作品,属于那种看不出技巧的技巧。86年,大陆先锋文学正当时,后来到加拿大或者美国方向的时候,还是能够听到看到先锋派的,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思考? 张翎:从来没有,昨天在北京开我《金山》的研讨会。有一个评论家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说得非常对。我从来关心的是故事,故事和如何讲述故事,就是把故事讲得精彩,所以我对风格上、技巧上的探讨,并不很在意。在这点上,我承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正统的古典小说家,像狄更斯、哈代,还有乔治·艾略特这些。   木叶:莫言比较强调你的语言有张爱玲之风,我其实没有发现有那么明显。 张翎:语言上有很多人提及这个。但别忘了莫言为我《交错的彼岸》写序言,起码是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年前了。这个中间,人发生了很多变化,文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讲张爱玲这个,其实特指的是语言。   木叶:到了国外,是要走哈金、谭恩美这种以英文立言的方式,还是继续用汉语书写,有过这种思考吗? 张翎:当然有。对我来说用英文写作是极大的诱惑。诱惑面前,我想我们要有这样的定力:我一生中最爱的是什么。我觉得英文是我的工具,我用它做一些很达意的事情,然而母语它给我一个绝对的自由空间,我在那里是要做传神的事情。在有过传神的经历之后,我就不满足达意。在母语写作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自由的王国,有一种微妙的,含蓄的,隐忍的,放纵的……所有的形容词都摆上去,我觉得有一种恣意的掌控,我可以在里面打滚,像一头发情的驴那样打滚。但是在英文的天地里我是个规规矩矩的人,可以写个规规矩矩的故事,我有过打滚的经历之后没法再去做规规矩矩的事情。所以中文是我的至爱,英文是我的次爱,不是说我不爱它,但是有了至爱,我就不能选择次爱,哪怕次爱的诱惑很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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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文章不好看,你哭给谁看?(专访)

毛尖:文章不好看,你哭给谁看?(专访)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8月A期 似乎如今的毛尖,和“非常罪非常美”时期不同了,细看,彼时她便已流连于希区柯克的“比胖还胖”了。细节构成并消耗着生命,现实的罪与美不由分说地冲进生活——不仅是毛尖的。 乱来,往往包涵着与自身相反的意思——在毛尖的娱人码头,除了细琐、轻笑、妖娆,还有质疑,乃至兵气。 聪明最怕像某某某某某那样给零花了。徒劳地担心,正是因为觉得毛尖的文字暗合了侯孝贤对文本的期许:平易,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   “我希望专栏能刺中时弊,但读者得首先喜欢看” 木叶:“录像厅在宁波的出现,大概也是我人格分佳节又重阳裂的开始”。我觉得你的文章也有一次分佳节又重阳裂,至少这几年的文字和《非常罪 非常美》的口感很不同了。 毛尖:谢谢你这么说。不过我不认为是分佳节又重阳裂,我觉得是变化吧。这跟我周围朋友的变化有关系,而且,跟我有了孩子特别有关系。没孩子前,觉得世界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有了孩子,世界就“必须越来越好”,虽然这话非常乌托邦。周围的朋友,这些年以文化研究的方式介入研究和生活,我很认同。 木叶:这些影响都很细节,也很真实。 毛尖:是,非常真实。因为都发生在日常生活层面。比如,孩子感冒,排队等五个小时才看到病,当然就会有火气,回家就没心情非常罪非常美了。 木叶:或许正是在你近期风格越来越彰显的这种意义上,孙甘露才给你加了个定语,“天才率性”,受用吧。他还说你“为随笔写作做出了别开生面的示范”。 毛尖: 率性是真的,可能是我现在写得比较放肆吧,所以会让你觉得近乎小S。不过,常常我也很严肃。而孙老师的定语,那是他为我以后的写作指出的努力方向。天才与示范的,也只有阿城这些超人。 木叶:《乱来》后记里说到“专栏的责任”和“鲁迅的承担”。既然写了,想必思考过,还有那个“左派毛”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的文字在尝试处理政治问题。这个国度会把人逼成政治家思想家的。 毛尖:我没能力处理中国政治问题,但我觉得专栏如果只是风花雪月,就真成小女人散文了,那么多写一百篇,少写一百篇,意思都不大。我很喜欢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现在,很多现象就是当年命题。 木叶:有意味的是,你的文字还应和了“娱乐至死”的命题。 毛尖:娱乐至死,事实上,已经是生活现实。不过你说我的文字应和了“娱乐至死”,那就是我乐极生悲了。不过,“乐”和“娱乐”还是有很大区别吧。 木叶:毛尖文字给人更多的感觉可能是趣味的注重,阅读的快感,尤其体现在语言方面、风格化问题等,很有意味。文体的注重总是喜人的。 毛尖:我对文体的确还比较自觉。以前在陆灏编的《万象》上写文章,尤其注意。我也喜欢自己的文章能带来阅读快感,不想一脸沉重地说沉重的事。生活很沉重,我希望专栏能刺中时弊,但读者得首先喜欢看,否则你自个儿沉重吧。所以,写得好看,一直是我的追求,虽然有时也常常流于不严肃。 木叶:就此而言,你是学院派里反学院派的人,且学院派、精英和草根也都有人喜欢你。不易。我想知道你怎么看陈丹青,梁文道。 毛尖:谢谢。不过我可不敢这么想,常常也是两边不讨好。专栏写多了,论文写不了了,就会有学院危机。陈梁两位都是天才型人物,黑白黄道通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那种。 “这是势不可挡的新力量,其中必有陈胜吴广” 木叶:陈丹青和梁文道都很欣赏韩寒,梁还说,“再写几年他就是另一个鲁迅,他只是少些鲁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剧感。” 毛尖:我也比较喜欢韩寒,因为他真实。不过,一路比到鲁迅那儿,有些F1了。 木叶:嗯。我个人很喜欢韩寒,就是他的小说不够好!你对更年轻的小说、散文等作者关注或看好吗? 毛尖:韩寒小说不够好没关系,他现在也不靠小说立言。我在高校教书,学生也会把习作拿给我看,常常就有疑似韩寒出现,很令人兴奋。而最近几年,因为严锋大力普及起点网,现在又因盛大网络之约当了他们的小说展评委,所以,也看了不少很年轻很年轻的网络作品。我的感觉是,这是势不可挡的新力量,其中必有陈胜吴广。 木叶:陈丹青曾对我说,“我说的话连常识都算不上”。我近日看到梁文道说中国不是常识少,而是太多,但是没有共识。 毛尖:这点我和陈丹青老师有同感,写专栏,其实就是在说一些常识,以及一些连常识都算不上的。梁文道的《常识》我看了,挺喜欢,不过文道兄的常识有时让我感觉有国际化倾向,他天南海北的常识太辽阔了。 木叶:“喜剧式的悲剧感”,你的文字的确给我这种感觉。 毛尖:谢谢你。我喜欢莎士比亚,他的悲剧有喜剧感,喜剧有悲剧质地,我认为这样真牛。而且,文章不好看,你哭给谁看? 木叶:有网友说你“某些时候聪明到近乎世故,世故到近乎油滑,篇篇都能扯到下半身”,另外就是,段子的引用有些多和滥了。 毛尖:呵,我没那么无耻吧?引用段子,是我爱好,我不打算做太大改变。再说,现在好段子那么少,多不到哪儿去,我愿意为段子文化做点史料工作。网上有人骂得更难听,他骂他的,我写我的,我管不了他,他也管不了我,我也不是那种经不起骂的。 木叶:那么有没有什么批评很中肯,或是击中了软肋,对自己是一种提醒甚至棒喝? 毛尖:最好的批评一定来自最好的朋友,他们说一句“印象不深”就能击中我。 木叶:“直到今天,王朔和张承志还在我们内心交战,从来没有谁战胜过谁”;“我们这代人身上有很多矛盾的线索,张爱玲和海子又是一对。”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仿佛一个是此身,一个是远方……红白玫瑰…… 毛尖:你也说得很有意思:一个此身,一个远方。但也不完全是,有时一个是肉身,一个是道身,有时又道身成肉身了,混在一起,就像我用段子,有时是贪玩,有时是严肃,有时是世故,有时是任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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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 谈季羡林与国学以及大师(专访)

朱维铮 谈季羡林与国学以及大师(专访) 文/木叶 《上海电视》2009年7D     7月11日晨,一颗98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出生后几个月,清朝完结。他去世前一天,还曾题字。 北大的讣告称季羡林先生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而太多的人是通过散文随笔了解他,如《牛棚杂忆》,如《留德十年》,更多的人通过媒体,甚至就是通过这个亡故。 大学时代读大人比黄花瘦史诗《罗摩衍那》,并未在意译者是谁,但觉译得真好。那是他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被迫看守门房、打扫厕所的窘境下展开的活计。先生的全部著译逾千万言,很多作于最后的30年。像80万字的《糖史》,像吐火罗文的研究翻译。 恕我孤陋,一时尚未看到国际相关学者对季老的评悼。但愿只是媒体未及译介。 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先生晚年的愿望好简单;“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老人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别有感悟;“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这是钱文忠所总结的季先生日记常用句式……是否我们离这位知识者的本真还很远? 朱维铮先生在思想文化史和经学史方面造诣颇深,他对厚朴博学的季先生的看法,不同寻常。       “他确实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不是国宝,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   木叶:钱文忠《季门立雪》封底有一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朱先生是怎么看的。 朱维铮:这是一个事实吧。因为他留德十年主要是在哥廷根大学,主要是学印度以及印度周边的那些东西,学的主要是比较语言学的东西。他德文很好,他懂得梵文,巴利文,还有死去的吐火罗文……   木叶:季羡林是东方语言、印度学这方面出色,但是在国内,一般被说成“国学大师”。 朱维铮:我从来不掺和到现在的国学当中去。你开什么国学班,只是一个名义,要我去说点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可以。但是我自己从不说什么国学。……我以为国学跟传统的通常都是用汉文来表达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国学这个概念本来是从日本引进的,引进时间也很晚,据我所查到的是1902年。 木叶:季羡林晚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又把国学往前推进一步,提出“大国学”,不光指汉族本身的文化和那些东西,还包括其他五十几个民族的历史承传和文明成果。 朱维铮:我也是在报上通过只言片语看到,说是他有心想搞大国学。至于他的详细的理论我不清楚。大概我们2000年以后,突如其来地你也过学我也国学,我对这个非常反感。我就特别地问一条,“中国”从一个政治实体被举世公认,就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话,那是在1912年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成立以后。你去看,清朝签约了干什么了,通常都是叫“大清国”,人家照会也递给大清国。前面是“大明国”……中国这个概念是非常变动不拘的一个东西。   木叶:2006、2007年出版的《病榻杂记》,季先生把被别人扣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自己在文中给摘掉了。后来有记者采访他,说:您之前听到别人这么称呼您,是什么感受?季羡林说,感觉到毛骨悚然。记者:可是连温总理都尊称您是大师啊?季羡林:领佳节又重阳导那是鼓励一下。 朱维铮:他最早发表是在《新民晚报》……我当初看了以后倒还觉得这位老先生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他确实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不是国宝,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搞这个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化或者具体讲到懂得很多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什么什么这样的话,确实是随着老一辈一些人的去世以后,他确实是国宝。     金克木的高明·陈寅恪的启发   木叶:是国宝,但他在这个领域是大师不是呢? 朱维铮:在这个领域,我认为是大师。特别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糖史》……通过这么一个物质的东西,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方面东西弄起来,证明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也不受历史限制的,你不让它进来它进来了,你不让它出去它出去了。我们现在很多人非常起劲地在那里宣传我们中国没有普世价值什么什么,你可以讨厌,你自己想搞专人比黄花瘦制,可以,但是你说我们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没有普世价值是绝对站不住脚的……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要分开来看,他在这些专门领域,他有些比较语言学的东西,坦率说我看不懂,我不知道那些语言,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但是他做的涉及到我们的所谓的中西文化交流,古老一点的说法叫中外交通,特别是跟印度的关系,这些我当然看得懂,我觉得很佩服,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认为他当然是大师。但他不是唯一的。起码在北大跟他共同创建东语系的金克木……他们俩是两个路子。季羡林先生是从语言学啦或物质文化交流啦(等方面展开),但是你要讲对宗教文化交流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刻性,我以为金克木先生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看他的东西。   木叶:前两年我有朋友编金克木的《书读完了》,好多卷里选出关于读书的。 朱维铮:噢,你读过这本书?   木叶:对,我觉得第一,金克木先生的思想很深,还能用很直接的话体现出来。 朱维铮:如果把我们的传统的这些东西叫做国学的话,那我以为金克木要高明得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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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前前后后(木叶专访宗福先先生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前前后后 时间:2009年5月4日 地点:宗福先家 刊于《上海文化》(新批评)  2009年第4期 木叶:江苏、重庆、上海,一个是先生的祖籍,一个出生地,一个又是生长地,很多信息很有意味,就从这儿谈起好不好? 宗福先:其实这背后是我父亲的信息,我是跟着他走的。我老家是江苏常熟,但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宗子威就带着全家到了北方。我爷爷是比较早的一个教中文的大学教授,曾经教过老舍先生几年。 我父亲宗之琥跟我母亲赵丽德是北平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们结婚是1937年的7月26号,下午正在举行婚礼,日本人炮打广安门,开始进攻北平。炮弹一来,婚礼上所有人都跑了。7月29日北平沦陷,他就跟我母亲一块逃难。他跟我讲,当时火车站布满日本兵,他就是在刺刀底下离开北平的。父母想逃离日本人的侵略战火,不料战火一路追他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长沙、汉口、衡阳……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颠簸流离,费时一年半才到了昆明。这种艰辛,是我们这一辈过惯安宁日子的人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后来也经历了文瑞脑消金兽革……抗战八年,他在昆明待了六年,在滇缅公路工作,当时是美国和世界援华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        《我的团长我的团》以远征军滇西大反东篱把酒黄昏后攻中著名的松山战役为蓝本,我父亲当时是滇缅公路运输局汽车运输总队的总队长,负责远征军后方运输,亲身参与过这个战役。 木叶:哦,这个功劳很大的。 宗福先:这个不是他的功劳。他说,有一天,远征军的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半夜里直接给他打电话,说你给我调五辆卡车,必须明天之前运送弹瑞脑消金兽药赶到松山前线,不能按时到达,军法处置。当时他手里一辆车都没有,沿途打电话,只要看到车就拦下来,不管装什么,立刻卸下来奔赴前线。后来这些车是运炸药的,但是我父亲始终不知道,炸松山的是不是他们运输上去的,他并不了解。         他交大毕业,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运输管理的。抗战胜利后,被卢作孚聘请到了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看中我父亲,让他担任香港区公司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所以我生在重庆,几个月后到了上海,解放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香港。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委负责经济工作和工业工作的两位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一位刘晓,一位许涤新,他们找我父亲谈话,要我父亲把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胁迫开到香港去的民生公司所有轮船开回上海,我父亲就到香港组织这些轮船陆陆续续北上。绝大多数轮船都回来了,只有个别的由于叛徒出卖,把情报透露给国民党,国民党派军舰拦截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把台湾海峡封莫道不消魂锁,剩下的船就回到了广州。这样的话,1950年我们全家就从香港回到上海。 木叶:常熟是不是有个比较大的宗氏。 宗福先:虞山宗氏。我们家谱上第一个人是宗泽,可能是宋朝的时候,抗金,南迁。 木叶:父亲是商人,和政界有交流。文瑞脑消金兽革之中本来是好心归来,但那个时代有些东西很诡异。你最初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了政治的反复呢? 宗福先:从我父亲身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带着所有的船北上回到上海,当时香港的亲戚都不理解,觉得你为什么要回上海?但我父亲执意要回来,而且变卖了他在香港的财产,换成黄金。回来以后,国家美元黄金紧缺,规定私人不准持有,他全部卖给国家。当时黄金是一百块人民币一两,好像?我太小了,记不清。反正很便宜很便宜,但父亲心甘情愿。国家也给他很高的荣誉,当了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的副局帘卷西风长,然后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这样名誉的头衔很多,是民瑞脑消金兽主人士。但同时又给他戴了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的帽子,因为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划成份有一个规定,就是资本家手下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两条的就算资方代理人,一个是有人事权,一个是有生产经营管理权。我父亲是管生产的,船舶的调度就归他管。所以,他也成了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虽然他一生都没什么钱。 他这辈子一直想参加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我们家有一部分亲戚就是老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员,最早入党的是我姑父,1927年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时期。我父亲也属于思想比较进步的。解放后,他觉得自己很进步了,回来,打报告申请入党,打了很多次报告,始终不批。一个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怎么可能加入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呢?后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曾经说:“宗之琥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可以考虑让他入党。”结果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把曹荻秋批得一塌糊涂,在文化广场斗曹荻秋,把我父亲也拎上去,陪斗。文化大革莫道不消魂命一来,我父亲最早被打人比黄花瘦倒,1966年7月。 木叶:是以特务的名义,还是什么名义? 宗福先:最早是以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子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其实当时斗的人还很少,我父亲却7月份就被免去副局帘卷西风长的职务,下放监督劳动。8月份开始抄家,结果别的人抄家都是红卫兵,到我们家领队的却是一个女的,中年人,她亮了身份:我是公半夜凉初透安局的。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弄出去劳动了,回不来了,她就问我母亲:解放的时候人家都往香港跑,你们家怎么回来了?实际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就是从解放以后一直到文瑞脑消金兽革结束之前,始终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虽然给了他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政协委员,给他局帘卷西风长的待遇,出入都有车,我父亲自我感觉很好,打报告要入党,但是实际上一直怀疑他,对他内控。这事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审查他好多年,单单到全国各地调查他的费用就是好几万,父亲说造反派亲口告诉他的。所以这一点对我父亲是相当大的打击。所谓“忠而获咎”是最悲惨的。那时我也已经十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岁了,也懂了,觉得蛮可怕的。 木叶:那个时候正好是所谓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时期。一是家庭遭变故;二是忽然感觉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变了;再就是生活中父亲的不在场,因为他被带走了。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冲击又是什么? 宗福先:那个时候的冲击完全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轨迹。我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那种正统教育本来是根深蒂固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它仍然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两者都有,不可分割。 木叶:有反思吗? 宗福先:后来有,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以前没有。 木叶:阴影呢? 宗福先:没有,我的阴影是另外造成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因为我身体不好,而且就在那个年龄,在我十六岁那年,拿到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当时知道我这个人是长不大的,就是活不长的。然后就休学了,离开学校使我非常沮丧。这个阴影是这种东西留下的。 木叶:我看资料说,您五岁查出来哮喘,这些年一直备受这个病折磨。但反过来看,它其实使你安静下来看一看书,去思考一些东西。 宗福先: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病就没有今天的宗福先。如果我身体很好、很强壮,我今天一定不会干这个。而且你也可以说巧合,也可以说必然,我在文学上的每一次跨越都跟我生病有关,每一次生病我都会收获一些东西。 木叶:怎么个收获法? 宗福先:第一,如果不生病我不会这么在家看书,父母又有条件给你借这么多书。第二,就是在1972年(二十五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作家。我喜欢看书,可是我并不知道我有创作能力,也没这个梦。1972年又一次大病,长病假8个月在家,突然动笔,写了我第一个作品。 木叶:最早的一部作品,现在还有印象吗?我知道您有一部作品,三十七万字的。 宗福先:就是这部。 木叶:处半夜凉初透女作就三十七万字? 宗福先:对。 木叶:蛮有趣的,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奇怪,叫《政策》。 宗福先:实际整个长篇写完了没有名字,没有起过名字。 木叶:那个时候写的处半夜凉初透女作,为什么那么早对政治就那么趋近呢?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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