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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论

冯唐论 文、木叶 刊于《文学》2013秋冬卷 自恋与自省 初读冯唐,就一个字,屌。 一篇篇一部部看下来,却也生了疑。间或,听人说起他的自恋、臭牛逼。不知是否和这些声音有关,他曾说:“我不是自恋,我是爱人类。” 自恋,人的天性之一,原本没什么大不了。何况,傲、自负、嚣张、优越感、臭牛逼,可能已化为冯唐的创作动力与快感。一种勃勃的真实。 对他有了些看法,是在《欢喜》出版后。在作序和接受采访时,冯唐一再强调这是自己十七岁,甚或十六七岁所写,且“在十七岁的时候寄给一家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一个月后,杂志倒闭了”。各路媒体,也就跟着这么传来传去。而卷末写的是1989年9月完稿,杂志也是于当年岁末停刊,至于冯唐,1971年5月出生,小说分明是到了十八岁才写好,怎么能十七岁就寄走?后又发现,他把自己17岁写出《欢喜》,和白居易九岁通音律,曹禺张爱玲二十郎当岁作《雷雨》《倾城之恋》相提并论。我实是有些看不下去了,作为长篇处半夜凉初透女作,出手不俗,吆喝几句,亦属正常,往小了说一岁也没多么严重,问题在于有意无意间的那种心态,非要包装成神童、天才方肯罢休么?有几个旷世之才须得虚托浮夸、一再自我广而告之? 未经反思的自恋,以及自视过高,会成为一种自我催眠,后果可怕。除了涉及基本的事实,还关乎言语的风度。 同样有傲气和痞气,我还是更欣赏王朔。问,听说你一不留神就能写出《红楼梦》来?答:“我那不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吗?”不论是说一不留神就写出杰作,还是说高标准严要求,无不灵动地体现了心态的澄澈、语言的幽默。而冯唐的幽默没有王朔的自然鲜活。王朔还有一种自我消解,很可能,他在骨子里对自己这么说不太当回事,或是有所警醒,而冯唐则是唯恐天下人不相信自己有青山遮不住的牛逼。 王小波也是一个参照。“杜拉斯的《情人》、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还有许多书都使我深感被冒犯,总觉得这样的好东西该是我写出来的才对。我一直憋着用同样的冒犯去回敬这些人——只可惜卡尔维诺死了。”这话够自信够自负够飞扬够跋扈,而紧接着他又说:“如你所见,笔者犯着眼高手低的毛病。”这么写,他的抱负跃然纸上,也没人会否认其才情。 王朔和王小波,都更有弹性。 冯唐的牛气,除了秀自我,还包括好为人师。在这一端,《三十六大》是集大成者,作者的腔调限制了作者的才华。就标题而言,每一篇均冠以“大”,大志、大乘、大喜等还不错,而大录、大老、大偶,透着勉强。就内容而言,写李银河那篇十之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在向自己致敬,批韩寒那篇也把自己放在了高位。结果,作者比读者还兴奋,还容易为自己的见解所倾倒,《大路》就是一例,本来以金木水火土结构此文就很牵强附会,而没远行过的人会觉得作者唠唠叨叨,真正有经历的人又可能说得更清通简要。 冯唐服膺于亨利•米勒,称他“元气最足”,是“思想家”,是“文学大师”,那么,冯唐是否切实注意过米勒的态度呢?又是否有过自我反省? 米勒说,“我读书,是为了忘记自我,沉醉其中”;米勒还说,“写作的过程中,一个人是在拼命地把未知的那部分自己掏出来”。 那种忘我,何等可贵;那种竭力把未知的自己掏出来的过程,何等可贵。事实上,好的写作都是一种实验,一种对世界和自己的试探与穷尽,而不是站在自拟的制高点上昭告天下:我他妈的真了不起! 节制与专人比黄花瘦制 过于自恋的情绪,一旦渗入叙事和虚构,会导致不节制,还可能埋下更大的隐患。 “我的小便真雄壮啊,我哼了三遍《我爱北京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和一遍《走进新时代》,尿柱的力道没有丝毫减弱,砸在水泥池子上,嗒嗒作响,溅起大大小小的泡沫,旋转着向四周荡开,逐渐破裂,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啤酒高高地倒进杯子,沫子忽地涌出来。小便池成L形,趁着尿柱强劲,我用尿柱在面对的水泥墙上画了一个猫脸……”《北京,北京》的这段描写,有人喜,有人批,我是由衷赞许,具具体体的,神神叨叨的,又自由又带着刺儿,有一丝炫耀,依旧可爱。 不过,多走一步便可能是谬误。接下来,作者由这幅“画”想到徐悲鸿画马,想到猫有九条命,自己养的猫没被父亲摔死,只是瘸了,又想到把父亲从三楼扔出去会怎样,接着描述小便池里的烟屁,并用尿柱对准它,冲,得意地喊一声“我牛逼”……这就过犹不及了。类似的例子还很是不少,短篇《麻将》里一口气列举了八东篱把酒黄昏后九十个AV女莫道不消魂优的大名,而这堆人名一不推动叙事,二无助于纾解女主角恨嫁的心情,完全是一种臭贫,何必呢,就你会百度?《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里,用近三页纸写男孩和朱裳搭讪,而无不是俗套,如咱们顺路正好一起走,如你父母兴许还认识我爸呢,如我不是流氓我是四中的……借此衬托朱裳的魅力,也真难为作者了。 偶尔来个闲笔,饶有意趣。但是,对不必要的枝节的过分渲染,已属于炫技,也是一种才华和信用的透支。 此外,不节制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在长篇《不二》中,争取衣钵之际,神秀的两个粉丝有过高声对话,恕我不厌其烦地引录如下:“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学者。”“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专家。”“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诗人。”“神秀和尚是个多么伟大的领袖。”“神秀和尚集中了我们全部的智慧。”“我们的智慧集中在一起,也不及神秀和尚的万分之一。”“我们不需要澄心用意作诗,神秀和尚一个人作诗就好了。”“神秀和尚的诗一定是最伟大的诗,一定代表了新时代的最高思想。”如此这般铺排,对时代问题有戏仿,有反讽,只惜用意过于浅白,措辞过于现代,和全书的语感太不协调了,甚至可以说是败笔,是以一种文字的霸道去反讽时俗或威权的霸道。 写文章,不少人能够或渴望能够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万斛泉源,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然而,容易忘记这个伟大的天才还曾强调: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一般人以为马尔克斯挥霍想象力,而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一文里,余华敏锐指出,他在天马行空的叙述里,“隐藏着小心翼翼的克制,正是这两者间激烈的对抗,造就了伟大的马尔克斯。”余华认为,《礼拜二午睡时刻》尤其体现了克制的才华,母爱这一主题源远流长,算不上新奇,读来却颇震撼。“虽然作为小偷的儿子被人枪杀的事实会令任何母亲不安,然而这个经过了长途旅行,带着已经枯萎的鲜花和唯一的女儿,来到这陌生之地看望亡儿之坟的母亲却是如此的镇静。马尔克斯的叙述简洁而不动声色……”神甫何以在她面前不安?枯萎的鲜花何以令人战栗?余华感慨于,马尔克斯留下的疑问很清晰,背后的答案同样清晰,“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感受还远远不够。” 有必要补一笔的是,即便在《百年孤独》里,也罕见为所欲为的专人比黄花瘦制性叙事,他只不过是选取了一种与小说的整体氛围相适应的非常语调,和速度。而冯唐的叙事,有时是专人比黄花瘦制或有专人比黄花瘦制之嫌的。 作家盛可以自称“景仰”冯唐,但她早就曾委婉地批评《万物生长》,“诸多琐事成段,构成庞大细节,虽妙趣横生,又稍显臃肿,横向扩张的毫不节制通常会使作品力量减弱,哪怕是幼功深厚的冯唐也不能例外。”多年来,不断有论者指出,冯唐讲故事的技巧一般;常有脱离故事的突发奇想;充斥的俚语、段子和各种枝蔓令人遗憾;呈现为一种没有长进的废话体,等等。 近乎专人比黄花瘦制,还会转化为人物设定和刻画上的任性。如《不二》,小说开篇交代背景,初唐,西元661年,书中有唐高宗李治,五祖弘忍,神秀,慧能(惠能)。此外,作者把玄机写进来(年代也靠后),一方面令人想到日出融化雪峰这一公案中的尼姑玄机,一方面又汇入了道姑鱼玄机(844—868?)的故事,把此玄机和彼玄机结合,还算是一种巧妙。而硬生生把韩愈(768-824)拖进小说,且让玄机和韩愈成婚,后来还亦真亦幻地生下一儿一女,就很没道理,“韩愈”完全成为作者意志的一个工具:借用这个名字,及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等文化指涉(包括他对佛教前后截然的态度),而并未赋予他鲜活独特的魂魄。在作者庞然的布局中,韩愈不过棋子一枚,是用来充实一朝天子、佛门大德、魅惑玄机、和尚不二这一豪华阵容的“文坛泰斗”。同样的问题还有,把柳宗元(773—819)所写千古绝句《江雪》,归在了初唐的不二名下,并用下半身给阐释了一番。可能,作者很是得意于此;无疑,会有人喜欢这种穿越或解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偷懒,为了实现一个目的,或是写作时遇了沟沟坎坎,作者不是去爬梳历史,发掘七世纪中与惠能等人有交集且有意味的人物,而是取巧、“飞”了过去。原本借助大唐丰富的史料与自身的想象力,这部小说可以写得既反叛,又扎扎实实,但是作者逢山不开路,遇水不搭桥,有意或无意唱起了花腔。说到底,这是一种贫乏,叙事能力的贫乏。 作者写真正得到衣钵的不是神秀,也不是惠能,而是自己虚构的小和尚“不二”。即便是不喜欢这一构思的人,可能也会承认它的强悍,由此完全可能生长出一部杰作。目前的文本也确乎吸引了颇多目光,大部分内容写得像模像样,神采飞扬,有的地方真可谓才华横溢,但终究功亏一篑,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作者吃透禅宗佛理了吗?作者究竟有何洞见?举两个例子,一,五祖弘忍来找玄机帮忙,让她睡一下神秀和恵能,看看谁修为更高,更适合继承衣钵。玄机这么做之前,作者先安排弘忍插了她一千下。事毕,隔了很久,弘忍问:墙上挂的画就是传说中达摩大师的旧物吗?玄机答,是。弘忍说:“原来传说是真的。达摩大师花了十年功夫不是面壁,而是面屄。不对,其实是一个,面对壁上的屄。这个屄画得实在好……”写小说,当然可以合理想象,大胆虚构,无法无天,但是,若你只能以这样的小聪明破局,未免太像文字游戏了。 另一个例子,弘忍对不二说:“你年纪小,你觉得神秀的诗如何?”不二说:“这和年纪有什么关系?你真的是禅宗五祖吗?”几句话后,可爱的作者让弘忍再度被贬抑。弘忍说:“童言无忌,你看不上他们,你自己做首诗吧。”不二说:“这和年纪有什么关系?”看得我要吐血了,如果你想凸显某人及其思想,最好是为他树立一个更高的对手或参照,而聪明的冯唐是通过矮化大师弘忍来写自己创造的人物不二,这就无聊了,亦属叙事上的低能。独断专行的人就是这么自以为得之。 一位朋友还跟我探讨过,在性这个问题上,冯唐把弘忍、神秀和恵能等人放在了一个平面之上,很是不智,好像他们无时无刻想的都是性。唐代盛大,作为高僧,他们怎么看待性人比黄花瘦爱,他们究竟有什么欲望,有什么人性的弱点,他们各自破除欲望的方式有何不同,发现弱点后又将何为?作者均不闻不问。自铸新辞也好,解构也罢,一个个人物首先要有自身的血肉和思维,然后才是在另一层次上的“不二”。平面化的处理,只能给被塑造者和作者减分,于事无补。 近乎专人比黄花瘦制的叙事,还会损害字里行间的暧昧之美。冯唐曾称自己在麦肯锡公司学到的金字塔原则,是伟大的。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事都能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并可由三至七个论据支持,这些论据本身也可以是论点,被另一级的三至七个论据支持,如此延伸,状如金字塔。所以,他的杂文常常是这样的,先抛出观点,然后是第一第二第三,第一注意第二注意第三注意……在《三十六大》里尤其泛滥,而且,多路人等享受到了他无远弗届的开导。类似的方法,自会产生佳作,但因太讲究规则,便也少了弹性,少了曼妙。 于作家而言,节制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才能,是对笔下人事的敬畏,也是对自我的彰显。偶尔的失控,未必是坏事,但是屡屡出现的近乎专人比黄花瘦制性的书写,就颇可留意了。 思想的维度 在《活着活着就老了》的序言里,冯唐评价了自己的“文学努力”:诗第一,小说第二,杂文第三。 “生活简单/思想龌龊/每天除了干你就是干活”(《简单》);“冯梦龙改变了我诗歌的趣味和模样/《高僧传》改变了我人生观的语法和大纲/我妈这个妇女改变了我妇女观的细节和主张/你这个妇女改变了我鸡鸡的方向和形状”(《改变》);“葡萄藤肿胀/葡萄/葡萄肿胀/酒//肉身肿胀/泪水/泪水肿胀/字句//下次/带两瓶酒去/不说/一字一句”(《肿胀》)……这几首写的不错,亦有代表性。读者不难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和抒情方式比较简单,不是很复杂。“肿胀”更是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主义。 至于创作的母题,文字的调性,也不复杂,渊源亦属清晰。小痞,反叛,混不吝,杀佛杀祖……除了来自禅宗公案、某些经典、街头经验,很多不过是亨利•米勒的翻版。米勒的话如鞭子,如猎猎长风,《北回归线》里这样的话不算少:“这是无休止的亵渎,是啐在艺术脸上的一口唾沫,是朝上帝、人类、命运、时间、爱情、美等一切事物的裤裆里踹上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纵使走调我也要唱。我要在你哀号时歌唱,我要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跳舞……”熟悉冯唐文本的人,怕是立马就浮现出很多类似的腔调和语句。那么,真正属于冯唐的识见呢?有限。至少没有他所想象和自诩的那么独异、丰沛。甚至比不上他的协和背景、前麦肯锡合伙人、国企总裁等身份来得那么真切,和晃眼。 把性写得和吃饭喝水晒太阳一样简单美好,确实不易。小说《不二》,面对禁忌,汁液淋漓,别开生面。问题是,作者根本性的创见何在?冯唐说,随着这本书的流传,自己很可能被没参透的佛教徒打死。言下之意是自己参透了,并冒死写了出来。不妨选取小说收官阶段的一部分看看。一个作家,完全可以认为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不行,也可以说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不好、空执太盛,但是你给出的新说务必令人信服。何况,行文至此,不二给出的这个佛偈,几乎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一根定海神针,至少是所有解构之后的一个落脚点。而读者也算真真开了眼,不二说:菩提 ** ,心是红莲花。花开 ** 大,花谢 ** 塌。 这和前文所说达摩不是面壁而是面屄,可谓“完美”接续。此语一出,弘忍就把衣钵传了他。凭什么呀?真好比大山分娩,轰隆隆,却诞下了一只老鼠。这是自以为是的大境界和釜底抽薪,是典型的专人比黄花瘦制性叙事。即,为了作者的意志,不惜牺牲佛法,牺牲历史真实,牺牲思想的深度(完全变成了性的单向度存在)。是的,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人们好奇,感其深浅,得其美好,受其困扰,但是把 ** 及其所蕴涵的东西推向世界的本一,这就太简单粗暴了。 换个角度,即便将这一点上升为关乎性、快感、繁衍与生存意志的问题,叔本华也早就有过更高明更深刻的论述。山高水远,新大陆那么容易就能发现吗? 因为,《不二》未能在解构、重述之后再往前走一步,不免令人想到那个有名也有趣的段子:一个人说,鲁迅有什么呀,他用两个字“吃人”概括中国历史,而我就一个字——“操”!事实上,这简化了历史与现实,也窄化了人。而辱没在此前便已发生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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