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08.04.25 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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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魂贾植芳
文/木叶
（二零零二年，李欧梵拜见施蛰存先生时曾提出庆贺百年寿辰的事，施蛰存先生答道：“我是在等死，我是二十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此语初闻，我有一种无以言表的震撼。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巴金老人，如今巴老亦去了所有人迟早均将抵达之所在，且已然在彼地历经了一两个驿站。
这个“驿站”的说法来自贾植芳先生。如果没有巴老的西去，这篇小文我也许就不写了或迟迟再写。闻听巴老去世，我想起贾植芳先生初见我这个后生便说的话：“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是讣告。”在一篇文字里他写得更加详尽：“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而今，春风别冷魂。）
九月九日下午三点，我走进了国顺路旁贾植芳老人的家。整个宿舍区里静极了，与那个正在全身麻醉、通体手术的复旦截然两个世界，尽管离得那么近，近得一本书掉下来便几乎落到复旦那边去了。
弹指间贾老已然九旬。遥想在复旦讲坛上，这个瘦小的老头儿谈笑风生，身边还有着一名同声女翻译（可能是养女贾英？），他的山西口音历经数十载亦不曾被“驯服”。即便在我第一次见到老人时他业已八旬上下！世事就是如此，有些人我们甫闻其名他便已绝然离去，譬如海子；有些人我们初阅其文他便垂垂老矣，譬如夏志清。
此番前来拜访本是为复旦百年庆典一事，不知怎么就发现老人已讲起久远的峥嵘岁月，我亦稀里糊涂地听得起劲，并问了一个个他可能已经回答过许多遍的问题。
坦白地讲，老人的口音我听不甚清。
老人黑鞋白袜灰裤子，白衬衣里白背心，鼻子挺挺，头发灰白。小孩子在一旁说：“奶奶，给我讲故事。”奶奶指的是贾老的侄女任桂芙，贾老现在和她一家同住，四世同堂。贾老喝了一口水，道：“我无儿无女……”
适逢山西老乡的女儿考取了同济大学，特地来看望老人家。见我到来他们便转而和贾老的侄女聊天，时有笑声。
临了，家乡人拿出颠簸了几千里的礼物：一兜月饼。此非一般的月饼，是家乡人自做的，贾老接过来看了看，摸出一个递给我，道：“吃一个。”这三个字很是清晰。我亦不曾推辞，接过便是一口，很硬，咬了几口方吃到“馅儿”，甜的，很直接的甜，干干的那种甜。此时我重新打量这块月饼，它不像月饼，更像是块寻常的甜饼，且硬得厉害。这种“硬”或许就是家乡经年的形容。
老人叫侄女拿来一本书签了名送给家乡人。目送他们离去。
屋里静了下来，山西口音稍稍清晰些了。
老人说自己几十年没回老家了，见到远道而来的乡亲大多不认识，但就是打心底高兴；
老人多次提到“我的朋友胡风”；
老人说当初进了国民党的班房并不害怕，因为“我有什么罪啊？”他甚至说在国民党时坐牢一度比在共产党时期还受些优待，他说自己不恨共产党，接着又说，“我不是党员，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我将自印的诗歌小集子送给老人，他兴奋地说“我可有很多写诗的朋友呢”；
我问，复旦校百年校庆您会有什么活动吗？老人稍有停顿，说道：我1987年就退休了……
老人咳了一声，去了厕所，他站起身来走动时越发显得瘦小。
我又咬了一口月饼，注意到散放于桌子上的《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文艺报》《新民晚报》间夹杂着余华的《活着》和莫言的《红树林》。
老人回来时低声说了几句，可惜我又没有听清。侄女任桂芙告诉我说他们过会儿要去附近步行街上的咖啡馆坐坐。老人近来戒了烟戒了酒，每天八点半起床，十点半睡觉，他似乎能从不定期的咖啡馆之行中获得些什么。
最后，又让侄女拿来一本小书：《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任敏女士纪念集》。老人说：“这本书买不到，你看啊没版权页也没定价，只印了……”我没听清具体是多少册，但能感到老人将亡妻纪念集视为一种特殊的礼物，刚才送老乡的即为此书。
书上，贾老题写了几个字——
“木叶老弟
……
贾植芳
2005.9.9
上海”
我如此这般实录不怕别人骂我炫耀，我真的为结识老人感到幸运。我还想解释一下那个“……”，虽说老人写每个字时都极其用力，似乎要把笔尖写破方罢休，但越是用力字越是不易辨认。请教贾老，他说是“存念”。经常接受别人题赠者或许一下便猜到了，我却木讷。那二字我起初猜为：有思。居然也说得通，但究竟不是老人的本意。
老人忽然问起我的年龄，答曰都过三十了，他说了两句话：一，“哈，我最好叫你‘小弟’，你比我小了六十岁啊”，同时做了个“六”的手势；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下面的话：“三十岁正是有经历也有精力的时候，要好好写。”然后翻起放在桌上的文集，不知他到底想翻哪一页给我看，最后在一篇小说上定格：《人的悲哀》。他说：那是我二十岁时写的……
老人继续讲道：“我三十岁时来上海，一下火车身上只有八分钱，我当时光头，媳妇梳着小辫儿……但你看啊可以说这八分钱我六十年也没‘花光’，靠的是人格与本领……”
就这样，待老人的话我大半都能听清时，已然告辞之际。
我起身时拍了一张老人卧室的照片：墙上挂着一幅书法，那是连十几岁的孩子亦耳熟能详的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版本有异）。这首诗很是精准，亦极其直白，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种，但是挂在这么一间斗室是那么突兀而又自然。目光下移是一张双人床，被子叠放床尾，枕头的一侧躺着一本书，另一侧则摞着十来本书，床边一把椅子，椅子上是一个白色的尿壶，床头的墙壁上以黄色胶带粘着几块旧纸箱板，床下还露出一只纸箱，尘土积在近旁……
环视老人接待我的那间屋子，有着好几个书架，在其中一个书架一伸手便可摸到的那两层上，放了一个个高高低低的药瓶。要取阅背后的书就得先拿开药瓶，即便不取阅书老人亦要一日三次像吃饭一样取下药瓶，放回药瓶。
我打量这一切的时候，老人说，“现在写不动了，只是记日记。”
老人最后说道，“我想多活几年，看看这风景……”闻此言，“寿则多辱”四字一下子堵在我心头，瞬间又消逝了，有一种沧桑变得干净利落……
诗人西川的名篇《一个人老了》写的是另一个情景，但用在这里又出奇地妥帖，连不妥帖之处似乎亦妥帖了。于是我引了两行：
当青年恋人们走远，一个人老了，
飞鸟转移了视线。
又引：
有人造屋，有人绣花，有人下赌。
生命的大风吹出世界的精神，
唯有老年人能看出这其中的摧毁。
我最后引了这一句：
……他的骨头
已足够坚硬，撑得起历史，
让后人把不属于他的箴言刻上。
必须惭愧地坦白，此前我没有好生读过贾植芳先生的任何一篇小说，也不曾看过他的什么理论或翻译作品，只是读过陈思和张新颖等写的一些相关文字，听过贾老的讲座，并一次次或远或近地看到他在复旦园慢慢、慢慢地走着。
困惑的是，为什么我在对一个人如此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便写下如此多的感受与臆测？
告辞。出门。这位老人一生的激荡、潇洒与磨难都仿佛收拢在一根拐杖的拐角——有着纹络，有着光润，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写着一撇一捺。
回首。一楼。树摇影动。夜色将至。在最里屋有着一位老人，过一会儿他要去咖啡馆里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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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你懂很多.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