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时代的个人经验（上大文学周散记）

文/木叶  《上海电视》

    上海大学文学周已然第三届。
    6月29日，圆桌会议主题：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
    作家李锐第一个发言：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至今没有停止的运动；中国经验应该是一个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固化、过去式的；如果中国经验不能对普遍（世）价值有所贡献，那么作家的写作有什么意义……
    作家陈村而今一年写一万个帖子，认为中国是一个“不现实主义”的国家，写现实不找死啊……
    陈家琪的话有些“形而中”：你的个人经验就是中国经验……你的生活圈子到哪里你的世界就到哪里……
    吴亮的叙述圈套漂亮：“中国经验”这一命题能成立是因为它不能成立……
    前前后后约有二十个作家、学者发言，个中的精彩难掩真正交锋的缺失。很中国，很现实。
    或许，当一众人等聚在“现实主义与中国经验”八个字周围时，便表露了某种自觉，以及匮乏；或许，自觉是好的，匮乏也是好的；或许，中国经验就是中国人的世界经验，就是一个中国人和世界的相遇，无论他是怎样的中国人，也无论他是如何抵达世界……我越是这样胡思乱想便越是觉得博尔赫斯何等自信与坦荡：“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写特写骆驼和骆驼队；但作为阿拉伯人的穆罕默德却处之坦然；他知道即使没有骆驼，他还是阿拉伯人”……
    接下来是“文学之夜”：讲述、朗诵、歌唱、赈灾……此时此刻的主角已不是著名作家，是学生，是青春，是爱。坐在第一排的王安忆若有所思，终究还是道出张文江先生跟她谈及的“大爱无形”之根本问题……
    以上这一切是否已属中国经验了呢？
    正如孙甘露所言：现实是不稳定的，是被描述出来的。我接下去无法言及的还有太多，纵然白纸黑字亦属被选择之后的“不稳定”。

6．30   李锐•蒋韵

    李锐1999年去马来西亚，讲座时说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集大成者，而曹雪芹是以一个孤独者的勇敢和才华，写出了思接千载的《红楼梦》。某种意义上，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难能可贵和伟大。第二天打开报纸——李锐：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
    简化几乎是传媒不得不的秘笈，然若你联想到当地华人和华文并不乐观的处境，便会更明了简化报道所蕴含之复杂心态。
就此，李锐觉得，来自一个发展中的落后国度，只要对发达国家的文化有所批评或指摘，就会被贴上民族主义的标签。这种境地、这种言说以及这种被指摘便可视为“中国经验的原罪”。
    另一方面，他拎出五四风云人物傅斯年的酷评：中国传统文化是“四千年的垃圾箱”。
    如此说来，这种原罪便有了源远流长、里应外合的质地。不过，他没有具体为这个原罪下定义。一切意会便好。
    接下来，蒋韵说话。
    她轻声轻气，怕别人称自己是著名作家，侧脸一看，幻灯介绍上亦打着“著名”二字。淡笑。
    “没什么人读过你的书，那么这个著名怎么来的呢？”
    另有尴尬，出去讲座，常有学生说：请蒋韵老师描述一下心目中的李锐老师？
    “作为妻子，我骄傲。作为作家呢？”
    底下有不少学生惊讶，她就是他妻子呀。
    女人如茶，容易串味，她说，跟李锐在一起，自己渐渐也关注一点理论。然后指出当下头脑的想象在发展，表现在技术上，但心灵的想象在萎缩。
    在她看来，中国作家不可取代的贡献是生命悲情和乡愁书写。
    提问环节，我座位旁的女生站起来说李锐的脸很有代表性：想得多，写得累，读者读起来也累。这像是问题，又仿佛仅仅一种表述；这像是焦虑，又蕴含隐隐期待。
    还有学生认为他们对人性等问题等也没完全解决好，李锐说，是，正因此才要写小说。
    再问，写作是否讨好外国人？
    李锐答：我写小说不考虑外国人喜欢不喜欢，连中国人喜欢不喜欢我都不考虑，只是我自己……喜欢，这个词就留下，不喜欢，就不留下。
    李锐的声调总透出自信，与近旁的夫人相比更是如此。坦白讲，当天的提问质疑声不少，然他的神色始终决然。
    “为了不再绝望，我宁愿不再相信希望。”能疗救作者内心创伤的仅是一只只眼睛般的汉字。

7．1  阎连科•范小青

    董老师说了四个“非常”，我暗自汗流。
    ——阎连科如是开场。
    在这一名为“文学的个人主义”的演讲中，阎连科说卡夫卡是理性写作，马尔克斯是理性写作与神性写作的合一。但给出的理由并不算充分：《变形记》里没有交代格里高利由人变成虫的过程，而《百年孤独》第一页便交待了磁石和各种铁质器物神秘的呼应，等等。
    听得久了会发现，跟他计较理论的严密便误解了他，此人的思维张弛、可爱：18和19世纪的文学是现实的反应，20世纪的文学是主义的反映，没有主义就没有现实，这个主义就是个人。他主张“绝对的个人”。
    昨天李锐和蒋韵的讲座他也旁听了，此刻便道：蒋韵老师说有人发现残雪像卡夫卡！言外之意，做第二个卡夫卡并无意义。那么，若做第二个卡夫卡不对，做第二个曹雪芹就对、就有用吗？
    他不由分说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要学曹雪芹，那么也要学卡夫卡。”归根，无论借鉴谁你都要坚持你自己。
    “每个人面对的现实都只是一点点，千万不要试图写整个中国的现实，任何作家也不要奢望……我只想放肆地想象放肆地写作，放肆是我所追求的一切。”
    “中国的中心是中原，中原的中心是河南，河南的中心是我们县，我们县的中心是我们家，我们家的中心就是我们家的那块石头和那棵草。”
    语急。偏执。幽默。虽为河南人，但没听他对谁说一声“中”，不知这是否就叫个性，然其发言像极了其小说。这样的作家可并不多。
    范小青的讲座，从讲别人开始。
    一次，她见林白戴着墨镜做讲座。林白解释说，不是我扮酷或怎样，而是我怕大家的目光，戴了墨镜自己就有了一种安全感。
    又一次，苏童做讲座前在休息室里聊得正酣，突然有人进来说“时间到”，他感觉仿佛要被押赴刑场，灵魂出窍似的。
    另有某著名作家说自己不愿到大学里去作讲座，理由简单：不愿跟不知道文革的人去沟通。
    范小青真的开始讲座时，味道减了不少，且细碎。这是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的作者吗？倒是谈及作家欣然答应去写电视剧时台下略静了静。一集几万元，高低不等，每集一万五千到两万字，快手一两天就写好了，一部戏也就写一两个月。同样30万字，长篇小说要写一年或更久，如若卖得不好，版税也就是一两集剧本的稿酬。
    痛苦还在于，作家往往自己最得意的地方被批得最狠，需要你写的地方又是俗套。
    “我自己也写过电视剧，纯粹就是为了赚钱，现在坚决不写。”
    互动环节。问及阎连科所受的影响，答说喜欢福克纳、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等，最后说神话和民间故事对自己影响颇深。
    “你喜欢一个作家，而能不受他的影响，做到‘四不像’最好，但往往能做到有一点不像就不错了。”
    有人让范小青来谈朱文、韩东等的“断裂”，又干脆让她以作协领导的身份谈一谈身边的阎连科。她有些窘。这都是由于一开始介绍的缘故，或许人家是好意，向学生们讲了她是江苏省作协的党组（副）书记。
    说到底，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说也就说了。出乎意料的是莘莘学子之简简单单的敏感。
    这便是此时此刻作协以及作协领导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当你是书记——没人管你是正还是副。

7．2 陈应松•赵长天

    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这样的讲座主题，甚是符合潜意识里对写下《太平狗》《马嘶岭血案》之人的期待。
    “如觉我的演讲枯燥，请忍耐。”没想到的是，眼前这个汉子说话这等直接。
    陈应松生于湖北，近来人们说他时每每会言及神农架和底层写作。
    他开篇直陈文学的痛苦主要来自三方面：社会生态环境；个人思考而带来的精神挣扎；文坛，尤其是要面对文坛“搅屎棍”的疯狂。
    此君说话不急不缓，措辞却硬朗：这个时代社会精神涣散，就是要“让文学滚蛋”；文学对现实不敢担当，文坛没有一个旗手和领袖；文学在“遭受驯化”，而商业又在兼并文学，作家成为集体的哑语者，离人民越来越远。
    “能不能告诉我《白鹿原》里某个人物的名字？《秦腔》里又有一个谁？就连那些连续剧老百姓都能记住一两人呢，在地震中还会有人说‘许三多快来救我’。”
    韩某、郭某某，只是文学爱好者，却在代表作家发言；百家讲坛出来的人，也在出版小说了。
陈应松的小说至今是手写，每次写作之前，他会在本子上写下“上帝保佑我，撒旦我不怕你”，还要在后面加很多感叹号。他自己感觉他的写作充满恐惧。
    触动我的是，他一再表示：“知识分子被洗脑了，靠不住。”还提到作家的“苟且”与“堕落”，有了这些便有了很多很多。作家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对政治不发言，但在商业上不惜赤膊上阵。
    陈应松家里有三个下岗的人，所以他说自己就是底层人。“文学就是要为人生，就是要影响现实。”
    “文学的致命弱点是虚构”、“‘童年的记忆可以写一辈子’纯粹是放屁”。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很自然。
    不知年轻的学生中有多少人看过这位作家的作品，但他回答提问的态度是我所欣赏的：不要动不动就提什么“苦难叙事”，写作不是诉苦，而是还原真相，“我写作时充满愉悦……思考会充满痛苦，更要超越痛苦。”
    赵长天来得晚了些，一上来就问：郭沫若、巴金、曹禺、徐志摩开始创作甚至写出代表作时都很年轻，但怎么没见谁说他们是“青年文学”？1980年代，很多作家也很年轻便成名，也没有与当时的中老年作家截然分割开来。
    而今，青年文学，青春文学，和中年老年作家想的写的太不一样，评论家也遭到了很大困难。赵长天坦陈自己虽是《萌芽》主编，阅读起来却亦并非多么津津有味。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绝对不是80后写得最好的作家，只是市场认可了他们。”
    还有很多人写得好，但是市场不认可，评论家也接触不到他们。只得暂处于淹没之中。说到底，“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作家，大量作家很快就会被淘汰。但是喜欢文学的人应该多。”
    他还希望出现80后、90后的评论家，解读同龄人的作品。
    现在的青春文学、青年文学的问题是把自己放在了社会的边缘，曹禺当年写《雷雨》也不过二十出头，但是你能看出他主人翁的姿态，所谓以天下为己任……
    是的，作家年龄有别，艺术追求各异，彼此的“现实”“主义”与“经验”甚至所遭遇的“中国”均互不相同，然天下，总是这么大而无当着，岿然不动着。
2008  7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