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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你懂很多.不过....
阎连科：焦虑是我最重要的写作资源
文/木叶
京城某某高校的副教授杨科拎着研究《诗经》的书稿回家，一进门撞见自己的老婆正和副校长坦诚相见，他却跪下了。不久他成了抗击沙尘暴的英雄，却被校领导举手表决送进了精神病院。接下来是漫长的出逃，逃回老家，逃到“诗经古城”，几乎逃至《风雅颂》这部小说之外。
阎连科，某某禁书的作者，某某文学奖的得主，被荒诞地封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一个河南汉子，一个令很多人不舒服的作家，无尽地焦虑着，有限地放肆着。
风雅·错乱
○木叶：小说《风雅颂》出版时和杂志上发表的版本有所不同，一个例子就是“无名湖”变成了“荷湖”，这可能是迫于压力，如被指影射、诋毁北大，文本还有什么变化？
■阎连科：其他基本上没变化。“清燕大学”“华夏大学”“无名湖”，我不会想这些名字和哪个学校有什么关系，就像小说里的主人翁名叫杨科，那就一定是指阎连科吗？“荷塘月色”是在清华，清华也有文科……北大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个荒诞比我故事本身更加荒诞。
○木叶：前天罗岗说，当批评者首先以“真实性”来衡量《风雅颂》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在艺术标准上退而求其次了，这是否在贬低小说的艺术性？
■阎连科：我想他们不是在降低小说艺术性的标准，是完全降低评论的标准、理论的标准。小说写作完毕时，也曾料到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没想到，是如此表层的争议。比如，我原想大家会争论你写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杨科这样吗”或者说你抓没抓住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的根本“诟病”是什么等……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真实观，走进“真实”是有一个自己的渠道的。从这个角度去说，那么，我阎连科看到的真实，它是极其荒诞的、荒谬的。比如说，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就非常简单，就是如下一句话：“学富五车，无以所用；面对现实，无奈、无能，无力，无用。”我确实是这样理解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而且也就这样表达了。就这一点和我争论，我会非常理直气壮地去辩论、去回应，但恰恰这一点，没有人探问和谈论。
○木叶：我来讲讲这个主人公杨科，他是研究《诗经》的副教授，小说本身也是以《诗经》结构的。杨科认为《诗经》是中国的《圣经》。中国文化还有《楚辞》等多种文化源头，把《诗经》作为整个中国的《圣经》，可能是欠周全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就是因为这个小说原来叫“回家”，当然，回家概括不了全部。
■阎连科：你也可以把它仅仅理解为那就是主人公的一句心底的语言而已。毫无疑问《诗经》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圣经》，也不是所有读者的《圣经》，但对杨科来说，那就是杨科的《圣经》了。
○木叶：杨科写好专著《风雅之颂》，兴冲冲回到家却见到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偷情。面对白花花的身子，他竟咣叽就跪在那儿了，还说是我思想不解放，求你们下不为例。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现实中多吗？
■阎连科：我说的“无能、无用、无奈、无力”，这样的学者肯定不多，但是我坚信，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有100种人性的元素，一定有1种或10种是和杨科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样的。杨科是文学中的“这一个”，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一个”，他是由一千个一万个知识分子一点一点组成的。这个人物提供一个写作者对知识分子整体的思考或评价。或者说是批判和讽刺也行，但不能不看到，写作者对他的理解、同情和爱。
○木叶：如果把校长看作一种权力象征的话，有些学者是会下跪的。
■阎连科：为什么不把他看成一个权力的象征呢？小说的中间部分，当时的校长说：“同意杨科有精神病的举手”。大家一举手，杨科就进神经病院了，这才演绎出后边荒诞的故事。可见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权力是体制的权力，也包括学术、学霸的权力，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一定有学者决不会下跪于权力，可你要知道，也一定有学者要下跪于权力。而且后者更多，比比皆是。
○木叶：其实我看小说的时候，隐隐期待杨科和副校长李广智之间有一种对峙，激化，但我感觉杨科一直在退，而李广智一直在往高处走，后来变成校长。这个有点遗憾。
■阎连科：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和权力对峙，面对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强大的权力，其实谁都无能为力。
○木叶：副校长扶正之后，身边还是这个女的（杨科的妻子赵茹萍），等于是不离不弃，但是我觉得如果刚开始是一种苟且，后来走到一起的例子不会很多吧？
■阎连科：这个很多。真正不去滥情的是那些上层的领导们（笑）。领导是最容易出轨的，领导也是最容易忠于爱情的。因为领导人到了一定层次是不能乱来的，明白我这个意思吧？为什么这么多省委书记、腐败分子，到了部一级、省一级，满天下里面女人好像都是他的，但结果他只能和他的保姆或什么人来往，这是极其荒诞的，但也是政治、仕途使然。对于仕途中人，某种爱情只能如此忠于罢了，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木叶：杨科和老家的玲珍，也就是自己的初恋，订了亲，但他进城后就放弃了她。后来他又去找她，这是否暗示了知识分子在城市的落寞？
■阎连科：如果说从女性这个角度，玲珍远比赵茹萍值得探讨。开始我们看到她和他是以农村的方式订亲的。但是杨科进城后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个事打住了，分手了，各奔前程了。可是，当这个男主人公的家庭和事业等等急转直下之后，因为种种原由，他又开始思念她。经历二十年时间，这个人还叫玲珍，却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不仅青春不再了，心灵也不再了。这个人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人”，是我写作的很大的一个动力。这一点，我没有作任何的交代，在读者那里留下了一个玲珍变化的黑洞和空白。这一点，是我塑造这个人物时的尝试。
○木叶：留白。
■阎连科：对，叫“留白”。我的说法是小说中有无数的“黑洞”。究竟她和那个吴胖子什么关系，她怎么富裕起来的……无论爱情或性，这中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就这么“留白”过去了。这些非常小的地方，有的读者可能不在意，但是作者可能非常非常在意。小说开篇很多对话完全不是问什么答什么，比如杨科给妻子跪下来后，赵茹萍跟他说，你起来吧，美元和人民币兑换如何如何，明天吃饺子什么什么……就这样一些，包括我说的举手表决这些局部细微的东西，这才是我写作的一种内在的动力。
○木叶：这些不确定体现暧昧性，有一种间离的效果。荒谬是和很多偶然纠结在一起的。最后这个女的死得其实……
■阎连科：莫名其妙。我也特别期盼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木叶：但是感觉这个女性还是被“安排”在这里，她的命运没有主动的生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阎连科：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恰恰像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没有主动生长的可能。好像你很主动，但是你所有的主动也都是一种被动。为什么富起来，为什么穷下去，都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之后都有说不清的东西。今天的社会表面上非常有秩序，但是秩序的背后有无数黑洞的存在，你无法掌控它。当然，也可以把这种尝试看做写作的“放肆”，我经常说，非常希望自己的小说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我非常想追求的一种状态，这也就是一种“放肆”的境界。
○木叶：玲珍有一个女儿叫小敏。杨科喜欢玲珍，后来又喜欢她女儿，这个东西其实是俗套，但是这个俗套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值得深挖下去的。
■阎连科：我觉得，当我们说到爱说到性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难逃俗套，难逃世俗，但是透过这种俗套和世俗，你又（可能）写出来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或者你在写作方式上得到什么东西。这样一个爱情转移到玲珍的女儿身上的时候，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在俗套里边，你获得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比如，她老在说“我18岁了，我已经18周岁了”，这就告诉了读者和杨科，好像他随时就可以和她如何如何了。然而，最终她却突然嫁人了。
○木叶：最极端的就是杨科把这个小敏的丈夫（没什么文化的李木匠），掐倒在新婚之夜。结局其实也是留白，开放性的，死和活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杨科又要逃了。
■阎连科：人物走到这步他必须是要这样做。这部小说，其实是杨科的一部“精神错乱史”。
○木叶：不得不。我的意思是想作一个对比，他的老婆被人家白花花地放在床上，他跪下去了；那么他的初恋情人的女儿大喜的日子，他怎么会有这种举动？一个是面对威权，一个是面对弱势。到底是知识分子看不起这个没什么文化的新郎，还是说自己的爱情已被亵渎过一次了，不想再被亵渎？说得更简单些，是一种本能？
■阎连科：应该是有些本能。虽说这个人某种程度上有点阿Q一样，但他面对的是另一个弱者。他面对一个比他强势的人，就没有那种表现了。我想这就是人物内心的复杂，他甚至有那种面对弱者的强，面对强者的弱。再一个，反过来说，他对知识分子的那种积怨，最终也可能会由这一点爆发，落在一个弱势的农民身上。
○木叶：天堂街那12个小女孩，应该是妓女，但是和知识分子比，她们有一种在泥土里边的光辉。不过终篇看下来，我觉得好像作者没想树立一个真正的正面形象。
■阎连科：在我所有的小说里边，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我就是想让人物更真实一点，尤其重要的，我让人物更复杂一点。面对这12个小姐，在这种堕落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杨科他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坚守。我觉得他这一点点坚守，和12个女孩的美与善良，是相呼应的，是小说黑暗中的光明。
○木叶：杨科这是被迫的高洁，羞涩的高洁。最后在诗经古城里边他也是退而求其次，不主动去找这种男女之欢了。
■阎连科：这个小说改得太多太多了，不断有出版社要求你改。且不说哪个结尾好，但在最初的故事结尾中，是一堆知识分子来到了诗经古城，有一堆小姐也来了，那就更荒诞，杨科说我们都是在现实中连撒尿都不敢撒的人……就说我们今天就都放肆地撒尿吧，男的看谁尿得高，女的看谁尿得远……这么混杂的生活。当然现在变成了抓阄决定哪个女的跟哪个教授睡，杨科在这儿是退而求其次的。
强权·软化
○木叶：小说从头到尾，像瓷器一样完整的爱情不存在。都是碎的。
■阎连科：杨科是一个“闲余人”，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多余人。有闲，有钱，也有知识，但是确实又无用，他是一个闲余人……我觉得闲余人是不谈爱情的人。
今天这个社会，对于知识分子，对于中年人来说，更多的构成男女之间关系的是性，而不是爱情，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不是说没有爱情，感天动地的爱情，70岁、80岁的老人中也非常多，中年人也非常多，知识分子中也非常多。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或不去正视更多的是性构成了男女间的关系，尤其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年轻人还追求一种懵懂的爱情，纯真的爱情，但是对于处在生活漩涡中的人，可能不在乎这些。还有一点，我觉得恰恰这个“性”，更能表达某种闲余人的状态。
倒是玲珍这样的人物，始终还是对爱情有所追求的。我想最后她的死，她至少对杨科出现在天堂街是极度伤心的。她非常渴望爱情，最终还想和“杨科”安葬在一块。当然这也是玲珍对知识的一种羡慕和追求。这里，玲珍确实是向往爱情的，可是她的向往是必然落空的。
○木叶：有人认为《风雅颂》没有阎真的《沧浪之水》那样深入知识分子的内心，而是停留在表象和一种狂想之中。
■阎连科：我没看过《沧浪之水》，原来一直以为《沧浪之水》是写官场或写农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没有《沧浪之水》好，这就说明阎连科的小说还值得努力，前面还有很多的路可走，值得我继续努力下去。如果人家说，比《沧浪之水》之水好了，我就会在写作上翘尾巴。第三点，有人说没有《沧浪之水》好，可也有人觉得这是一部真正写出知识分子那种最灵魂的小说，说《风雅颂》给描写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
○木叶：别人会步步为营地攻一个地方，直到把它拿下，但是你阎连科，却是突然就把那个地方给拿下了，有时有点儿粗疏。
■阎连科：不是粗疏。是这部小说的留白和黑洞太多。凭什么这个杨科就到精神病院了，就成精神病了？凭什么那个玲珍无根无据就富了，又那样无根无据死掉了？我想，你绝对不要说《风雅颂》是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如果用现实主义原则来衡量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会出现无数的问题。必需承认，我丝毫没有遵循现实主义写作的原则。可能人家会说《沧浪之水》确实是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但你要把《风雅颂》看成现实主义的，我觉得不是我写作的失败，就是你批评的失败。二者必然有一个失败者。
○木叶：因为都写到知识分子，有人会想到《围城》和《废都》，你怎么理解彼此的差别？
■阎连科：《围城》写得是非常矜持的，也非常幽默。钱锺书的幽默是我们大家不太具备的。《风雅颂》不再矜持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人不再矜持了。《废都》中的庄之蝶，是能够掌控生活的人。再具体说，他是能够掌控女人的人。但是杨科是被生活掌控，被知识掌控的，甚至被女人掌控的人。
○木叶：我觉得被禁掉的《为人民服务》可能是阎先生最好——准确而言是最放肆的作品，小的角度，不粗梳，张力也大。
■阎连科：我非常希望我的写作有一种“放肆”的状态，这个不光对思想，对人物，对内容，对形式，对语言。《为人民服务》是在一个大环境下的“放肆写作”，可今天，我的“放肆”没有达到那样一种境界。实质上，我的写作已经受到了《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的影响。今天，我非常希望我的写作逐步地恢复到《日光流年》和《受活》的状态，就是无拘无束的状态。你面对的第一读者是中国读者，你用汉语写作，第一出版社是中国的出版社……我想我是超越不了这种世俗的，比如说我要写本小说，准备锁在某处永远不出版，那我可能会真正“放肆”起来，但是目前，我确实做不到这一点。
○木叶：换个思考的角度，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苏俄时代的那种反抗集权而且艺术性和思想性非常高的作品？
■阎连科：民族文化有差别。当我们说我们民族有多伟大的时候，我们忽视了俄罗斯民族一点不比我们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社会秩序，和那个苏俄的强权还不太一样，我们的秩序是有相当执政能力的，是一个“和谐”的秩序。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边要和谐，一边要经济发展，这个东西是非常能够软化人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硬起腰杆，一方面又得到了无数的物质利益，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必须深刻地思考，像杨科这样的人物，给他一点好处，他那一点点的贞操可能就守不住了。
○木叶：那我举个反例，也有远走他乡的。中国作家不一定特别喜欢谈的，比如高行健。
■阎连科：人不能脱离环境。高行健拿到诺贝尔奖，也确实写得很不错，但是他是脱离我们这个环境在写作。如果他在我们这个环境写作，也许写得更好，也许更不好。我想我们身在其中，和不在其中完全不是一样的。
放肆·焦虑
○木叶：回眸一下，特别想向读者介绍自己的哪几部作品？军旅时代最满意的……
■阎连科：我想军旅写得好的是大家可能不太看的《夏日落》，某种程度上比《为人民服务》更好。写得更扎实，也更投入一点，最主要是更真情，就是我个人的情感投入的更多一点。我想九十年代可能大家都说《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不错。新世纪里，都说《受活》不错。今天，不管《为人民服务》《丁庄梦》有如何大的影响，那我觉得没有恢复到写《坚硬如水》和《受活》那种状态。至少我希望《风雅颂》是在往那个状态恢复。如果能够恢复，我后面的作品会写得更放肆一点。最近几年就是想能恢复一种放肆的写作。
○木叶：我觉得《受活》某些部分是有放肆在其中的，甚至觉得共产党还比较宽容了，后来还得奖了。
■阎连科：其实，小说越复杂，许多问题就越说不清。《为人民服务》是有些简单化了，批评家也没法再解释了。我最不被争议的作品是《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如果不是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早就被禁掉了，当时是“红的黄的”都犯禁……另外，大家都误会了一个问题，我是因为《受活》才离开部队的，并不是因为《为人民服务》。
《受活》完全改变了你的命运，当然接下来的《为人民服务》我也无话可说，《丁庄梦》又是如此。今天我想，你是一路被人争论过来的作家，这是你的写作立场和追求哪一种方式写作的必然结果。
○木叶：很多作家在回忆，或者说在虚构和幻想状态，阎先生大多时候是直指当下生活。
■阎连科：当下生活如何进入文学，这是所有作家的困惑，对我也是一个挑战。
○木叶：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阎连科：你把握的现实是最深刻的现实吗？是最准确的现实吗？是整个现实的灵魂吗？你看到的所有现实以什么方式走进你的文学中？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想关于我的争论其实不来自于别的地方，最多是来自于每个人对当下生活理解的不一样。每个作家让当下生活进入文学的方式都不一样。
○木叶：我发现出版方对你几部长篇的命名很有意思，《受活》被说成中国的《百年孤独》，《风雅颂》腰封上打的是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无论是“百年孤独”，还是“大师”这种推广方式，作者其实有一种无奈，不能完全操控。
■阎连科：因为这个书出版人其实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如果不是好朋友，这个书也出不来。一边对出版人有意见，一边我还得充满感激。《风雅颂》在遭到五家出版社拒绝之后，直到第六家才出来，仅就这一点，给出版人带来困难，我就对出版者报以尊敬之心。
○木叶：别人用“大师”或者“百年孤独”推广阎连科，但我看到
■阎连科：我确实说了……我觉得90年代以来，中国确实有了很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比如上海的王安忆，《长恨歌》我非常喜欢。对于小说好坏的判断，我没有标准，但有一点，就是你在小说元素中达到的高度我无法达到，比如《长恨歌》语言的那种准确，那种精炼，那种神韵，我都无法达到。
○木叶：八十年代以来，
■阎连科：《长恨歌》《檀香刑》《无风之树》《尘埃落定》，包括《许三观卖血记》等等，我都非常喜欢。还有《古船》《心灵史》。这些小说中，都有很多小说的艺术元素是我一生的努力都无法达到的。
○木叶：好像把名家的代表作都讲了一遍。
■阎连科：也许某一部分我会比他们写得好，但是他们作品中一定有一部分是我无法达到的，比如《心灵史》对宗教的那种信仰和执着，比如《檀香刑》一个人称一个人称的叙述，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那是要有功夫的。包括《许三观卖血记》写的那种悲凉的温情。
○木叶：我发现没有提到贾平凹。
■阎连科：我觉得《秦腔》值得尊敬，无论写得好坏，它是直面中国现实、当下生活的一部小说。也是一个“正面强攻”。正面能不能攻下来再说，但它是一部正面强攻的小说。我认为男作家写性的话，没有人超过《废都》。
○木叶：我有一种潜在的感觉——阎先生是特别适合来评价《兄弟》的一个人，余华就特别强调正面强攻。
■阎连科：我看了《兄弟》的上部，没看下部。我还是非常喜欢《兄弟》上部的。面对现实，正面强攻，是最能考验作家能力的，是最难啃的一根骨头。这骨头你可以不去啃它，但是啃了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掉一颗牙齿或嘴上出血……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木叶：为什么只看了上部没看下部？
■阎连科：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这段时间你忙就忙了过去啊。
○木叶：评论家王尧说阎连科始终处于焦虑之中你怎么看？
■阎连科：好像他说焦虑缓解一下就会写得从容一点。但是对我来说，焦虑本身也是我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对我来说，没有焦虑我就没有写作的激情。我非常希望自己焦虑，焦虑得更急促一点，更剧烈一点，它给我带来写作的动力会更大一点。
○木叶：那么，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文学梦或者说是野心。
■阎连科：我想年轻的时候我对写作是有梦想的，比如通过写作改变命运，成名成家等。但是现在，没什么理想和野心了。如果说有野心或有理想的话，就是我非常放肆的写作，希望写出一部和我们的整个文学都有很大差别的小说。这个小说可能是垃圾，可能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放在你阎连科的小说中，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作品。就是说放肆的写作，是我的梦想和野心。
青年·遗憾
○木叶：已经是名家了，阎先生到底是怎么摄取现实的，或者说有哪些直击现实的方式？
■阎连科：我说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个世界的中心就在中国的中原，中原就是河南，河南中心就是我们县，我们县的中心就在我们村，我们村的中心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我们村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掌握了这个中心，你就把握了整个的世界，这就是我掌握世界和直击现实的途径。比如说《风雅颂》，也许它更大的意义，不在于院校，我觉得它是一种乡土小说的外延和漫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乡村小说看，一个农村孩子到城市里走了几年又回去了。你把它当成写知识分子的也可以，但为什么不把它当成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后面的三分之二，前面三分之一有什么意义？前面三分之一确实是为了后面三分之二。我一切的写作资源，就是如何与那块土地保持一种心灵的联系，因为我以为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木叶：具体是怎么保持联系的？
■阎连科：我的生活状态和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我每年要回老家几趟，我回家所处理的问题可能大家永远觉得没有意义。比如，我老家里的我哥哥、嫂子和两个姐姐，包括我母亲，都在嵩县的那块土地上。他们确实都还是农民，都还在那块土地上劳作和为了生存而努力。这是我和那块土地的血缘联系。血缘的联系远比其他的情感和方式的联系更重要，比如说让我到什么火热的生活里看一看，体验体验，远不如我哥哥姐姐们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句他们今天有什么麻烦必需我去解决来得直接和深刻，这些来自那块土地的家务小事，要比国际贸易对我来说重要得多。比如说谁家盖房子，把我们家的地给占走了一点点，这样一点点的事情，对我来说，远胜于我们国家的海洋和土地和哪个国家在哪儿划线严重得多。比如说，我母亲告诉我，邻居昨天突然自杀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没钱看病就跳河死掉了。这些事情对别人真的无所谓，但对我的触动，远远比北京建一个高架桥甚至西藏问题大得多。我老家里的一棵树，一棵草，一个邻居的打架和我家里一个小官司，这些都是我非常重要的写作资源，是我和现实最为直接的联系。
○木叶：我还看到，你说50、60甚至70年代出生的这些人，不如80后真诚，是这样吗？
■阎连科：是这样。我也一再说，如果说一定要在80后里选一个偶像，我肯定是选韩寒，因为他做人不假，有一种少年的坦荡。
○木叶：偶像这个词很高了。
■阎连科：他的坦率和坦坦荡荡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经历的太多，我们比他要虚伪得多。我不知道他到我这个年龄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确实在我这个年龄做不到他这样的坦坦荡荡。他也许思考的不像许多思想家那么深刻，但是他说的，要比许多作家思想家直率得多。我也必须承认，我在很多场合会说一些虚伪的话，我想韩寒至少要比我说的少一点。
○木叶：说得非常好，但是有可能并没有真正读过韩寒的小说？
■阎连科：《三重门》我看了。我儿子也看了，非常喜欢。每个作家，就像我不能要求七八十岁的人喜欢我的作品，也不能要求韩寒喜欢我的作品一样，我想我儿子喜欢韩寒的作品，这就足够了。同样，我的作品，同代人可能更理解一点。
○木叶：咱也不光说80后了，因为光说80后有点儿狭隘，甚至有点儿趋时，就讲年轻作家吧，比较关注的有谁？
■阎连科：比我年龄小的作家写得好的也一样非常多，比如麦家、李洱、毕飞宇，他们是60年代的；再年轻一点的，比如魏微、戴来、盛可以和北北等。
○木叶：好像特别谦虚……
■阎连科：不是，麦家、李洱他们都在结构上、语言上做得非常好。毕飞宇的《玉米》，为什么写得如此之美？我确实写不出《玉米》那样的小说调子来。
○木叶：像网络，关注不关注？
■阎连科：我不上网，至今手写，所以上网直奔邮箱，看看有什么信，回回信，马上就关闭电脑。从来不看任何信息。我的小说有用不完的素材，我不需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找素材。
○木叶：最后一个问题，
■阎连科：我作品中最大的遗憾是《丁庄梦》。因为它不是我原来想写的故事。那是我收敛得最厉害的一部作品。之前确实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原因，影响了我的《丁庄梦》，虽说有很多人喜欢《丁庄梦》，但它确实是我最遗憾的一部作品。
2008 7 1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