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顾彬的十几段闲话

文/木叶 

0．          矢志于神学。1967年，李白七绝“故人西辞黄鹤楼”，让顾彬看见长江在天际流动。来华，赴日，回德译介。“四十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翻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劈头便是这一句。老头可爱，连夫人都找了中国人（好几个汉学家均如此，合璧呀）。

两年前。“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顾彬的话被嫁接，突然有了话题性，或谓娱乐性，他这才真正为国人所重。其实，他怕是来访最多的汉学家，在诗歌界尤其知名。

顾彬。文质彬彬的彬。语声轻且慢，脸孔则有如被刀刻过一般。

1．我问：德国之声那次采访，“垃圾论”被放大，有很多批评指向了顾彬先生，我想知道现在有没有感到哪一句话说得过分了、不对了，想收回？

顾彬：我不想收回什么。

他并不是认为说得全然无误，而是深感古训不欺人。君子，劳而不怨。

“文学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当代文学更垃圾”（张闳语）。1000余部现当代文学史，而今又多了顾彬版。书中，他的酷评少了，很多人似乎失望了。这也是中国文学诡异之一。

这也说明，学术著作和即兴话语的不同，特别是当传媒介入之时。

两相参照着看，才更真实？

2．忘了谁说的，汉学家的根子在于对方块字的癖好。

谈到中国文学，顾彬一再强调语言问题。他自己的汉语水准如何呢？听下来，口语和听力比宇文所安要好，但终究不够流畅。譬如见面会上有人赞他时用到“犀利”一词，他未听明白，低声道：你说的犀利什么意思？

有时觉得，这也是外人的优势：对于汉字、汉语言著作，不先入为主，不熟视无睹，不想当然，往往会因字斟句酌而别开生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于2000-2005年，书中有言：“鲁迅和周作人文风之优雅迄今无人能及，更谈不上超越。与此相比，1949年后大多数作家的语言贫乏格外引人注目。”（第26页）

如果足球运动员不能掌握足球，他真的能算好的足球运动员吗？这位老先生的比喻性追问可不太好敷衍。

他批评当代作家语言差，应意味着文笔和文体，以及叙事独特性等种种吧。都极简单，都是骨血和脸面。

再说外语。顾彬对我说，自己会十来种，且除德语外最好的并非汉语。

作为作家，外语若好，能读原著，读第一手的世界，翻译再好，属二手玫瑰。外语过硬，还便于反观自己的母语和传统。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视野的问题。在他眼里，真正“土包子”成功的，似只有沈从文，那是天才。

我倒是觉得，天才永在。

天才和大家一道，将一些字词从黄昏搬进空白的卷册。

3．到复旦访他时，见他桌上摆了好几本字典。说着说着，翻了一次，给我看几百页厚的小说在德国叫什么。就是一个“消遣”。

说到兴起，他会不断转折，但是，但是，但是……

其间有电话进来，每一结束，他必道：“好，谢谢你的帮助。”至少两次放下电话，看看窗外道，唉，下雨了，不能踢球了。

足球就在他的行李箱和书之间，进来时我还轻轻踢了一脚。

4．说到马原等人写剧本，他认为那不是文学。我宁愿认为他有洁癖，所以不容一个作家一个先锋去写电视剧。他考虑的是对文学的“忠贞”问题，人要为文学献身，不要为钱，更不要为钱而失去独立性。

有个细节，见面会当日，作家孙甘露进来坐定时，顾彬轻轻地问出版社的人，马原没有来吗？

5．“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依我看，这是莫大的批评。比说中国作家没思想要命得多。

其实，有了思想便有了胆子，有了语言便有了胆子，有了信仰便有了胆子……有绝望亦可。

6．他对“德国之声”还说，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

显然，这不是精准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中国作协是世界上最坏的文学体制，所以它也是世上最好的。否则，顾彬同胞的名言便失效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建议：中国作协不妨吸纳顾彬为荣誉会员，令其得享吾巍巍作协之福祉，援手其著述，修正其思维。）

7．诗歌死了？不。顾彬真正熟悉和信赖的正是中国诗歌，认为很多诗人是世界级的，是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这说明，他最了解的还是中国当代诗坛。他列举了一系列出色的诗人，可惜，他们几乎都没有一个二流甚或三流的小说家更拥有读者与声名。俗世总是有俗世的铁律。

文学史里，他对海子谈得太少，当面追问，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诗好像我都不喜欢”，“他的诗应该修改，不应该这样发表。穆旦，是我的错误，但是很晚才有人告诉我，最近一年以前，我应该注意到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海子的名字有，穆旦没有，这是一个错误。还有，王小妮的名字也没有，于坚的名字也没有，也是错误，但是一个人（很无奈的表情）……如果再版的话，我会把他们写进去。”

8．“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他还加了一句“（中国作家）互相看不起”。值得长考。

不过，中国作家还有另一面：互相吹捧。

问题在于，当祖国涂着口红喘着粗气，人与人之间最高的和谐，不过是互相忍受。

9．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对洋学者，怕也只有中国这种特色国度才会如此这般在乎。一百五十年了，落后，挨打，文化上久久不自信。

10．世界文学­——受访时、著书时，他都喜欢提及。别忘了，这可是歌德的原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顾彬还提出了“世界文学协奏”（第9页）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从本质上因翻译而生的现代”（第4页）。语言、翻译、传统、现代性、民族国家、世界文学……顾彬的合纵连横耐人寻味。

吊诡在于，天下已不是那个天下，中国已不是那个中国，资本在横行，主义在纵欲，中国文学究竟如何与世界相遇呢？

11．学者陈思和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点类似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几百年后，我们只会记得这些文本，而不会再记起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顾彬看来，夏志清这部写于冷战时期的作品“很有问题”，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

12．顾彬推崇鲁迅。几乎是他的一把标尺。

语言，思想，胆量，特立性，开拓性。鲁迅最最动人的，往往就是当代作家最最缺失的。

顺说一句，顾彬自己写诗，北岛译过他的《新离骚》，还写散文、小说。这个评论者本身也是一名创作者。

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些是顾彬的显微镜，和放大镜。

13．顾彬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这比喻多好啊，都是国酒。

据传，顾彬爱喝二锅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这本四百页的书里，他试图将五粮液和二锅头一网打尽。越是离得近，越是写得少。很多诗人、作家都是朋友，说坏话，人家会不高兴，而他又不愿轻易去歌颂谁。

“我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14．两个小时的采访，最撼动我的一句话是：“我老是想这么一个突出的问题，中国小说家的心在哪里，我找不到。……你看德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你觉得通过他们的写作你会找到一个人的心，一个人暖的地方，一个人的热情。”

唉。

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总要有人发一些不合时宜的，声音。

2008  9